金融危机十年后，全球治理重构凸显四大趋势

十年前，雷曼兄弟破产。（图源：视觉中国）

【海外网按】

2018年，注定在国际关系史上写下剧情跌宕起伏的一页。

雷曼兄弟轰然倒下10年之后，当世界经济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撕扯中蹒跚前行时，又遭遇了全球范围贸易摩擦的阴云；延宕数年的英国“脱欧”还未迎来大结局，法国“黄背心”运动又蔓延多国，打破欧洲昔日的平静安宁；引发全球关注的卡舒吉案，依然逃不开中东乱局背后大国博弈的宿命。

人类历史潜流深沉，关键的转折却往往只有几步。庆幸的是，在这个乱云飞渡的世界，理性的光芒未曾熄灭，依然照亮着人类的前路。

时至2018岁末，海外网推出年终系列国际评论，以秩序重构为主题，从全球、区域、国别等层面来观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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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那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2018年的今天仍在回响。10年间，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经历了复杂变化。经济变局之下，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在欧美兴起，新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2018年爆发的大范围贸易摩擦又加速推动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进程。站在2018年岁尾，将观察的时间尺度拉伸至这10年，通过梳理全球治理的高峰谷底，或许可以找到世界向何处去的线索。

全球治理迈向民主化

2018年12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落下帷幕，让世界松了一口气。因为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精神日渐式微之际，此次峰会力挽狂澜，证明G20仍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G20的诞生与发展，是10年中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一件大事。“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是全球治理的题中之义。人们不会忘记，10年前的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首次与发达国家一起坐上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桌”。自2008年11月首次领导人峰会以来，G20已就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国际货币体系、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气候与环境、发展等全球性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就众多问题达成共识，推动落实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G20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明显提升。

虽然近年来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活力有所下降，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动力也被削弱，但G20最宝贵的伙伴精神始终没有丧失。在国际政治经济的纷扰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把脉世界经济未来增长贡献了智慧。特别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举行一年一度的非正式会晤，并发表新闻公报，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声支持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WTO）为代表、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原则立场。

但是，在看到全球治理迈向民主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虽然IMF治理改革法案早已生效，但美国仍然拥有一票否决权。在现行全球治理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提升话语权的道路仍很漫长。

国际货币体系趋于多元平衡

全球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冲击，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被削弱，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导致欧元一度濒临崩溃。主要国际货币之间汇率大幅波动、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严重干扰了全球经济复苏。10年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一个更有效、更灵活、更能适应全球经济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G20的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围绕四个方面推进：第一，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话语权。第二，加强区域和全球金融安全网络，改进IMF贷款方式，提高危机救助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大幅增加IMF贷款资源，增强其作为全球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增发特别提款权（SDR），减少成员国过度积累储备的需求，增加全球流动性。第三，明确SDR改革时间表，要求IMF更新和阐释现行SDR篮子货币标准，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第四，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创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其主导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建金融监管新框架。

尽管在短期内，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发生根本改变，但随着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建立更加多元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已具备了坚实基础。

国际经贸规则的标准不断提高

围绕WTO改革的多方激烈交锋是2018年的一大国际热点。WTO多边贸易体系已运转多年，对推进全球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分歧愈发凸显，导致了新一轮谈判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由于发展中成员不断努力提升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因而新一轮多边谈判未能按照发达国家预期的路线推进，导致其谈判动力不足，转而通过其他途径构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一方面，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且参与国越来越多。例如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美国曾经主导但后来又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反映了参与者对WTO前景的悲观预期以及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以提升WTO各成员方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标准。TISA发源于WTO框架，目标是达成高规格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谈判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日本等22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来看，这些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国际经贸合作的谈判仍面临很多困难，其核心原因是发达经济体在谈判过程中在诸多领域设置了更高标准。这对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趋势将产生深刻影响，会显著抬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美国谋求同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结成贸易同盟，有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排斥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的打算。

气候变化等新型议题重要性凸显

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重要性的提升，是10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变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2010年底G20第五次峰会上，发展问题被列入主要议题。此后，能源可持续性、大宗商品价格、粮食安全、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也相继纳入到G20议题中。

中国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推动G20由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关注短期政策向更多关注结构性改革转变，为全球治理注入了独特有效的中国方案。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气候变化成为至关重要的全球性议题。虽然不同成员围绕气候变化立场存在明显分歧，但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通过求同存异的方式，承认各国遵循各自方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巴黎协定》签约国再次确认协定的不可逆转，并将继续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召开后不久举行的第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如期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强化了各方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意愿。

总而言之，全球治理体系10年间经历了深刻的重构过程，在促进全球增长、投资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未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各国要积极采取行动，使全球治理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加速重构，为维护和增进全球经济复苏、提振市场信心、提高国民福利作出更大贡献。

（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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