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观点 | 戴洁天：中国农村改革探索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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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仁寿 为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教授，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1年4月18日，我应邀参加“已是山花烂漫时：戴洁天先生100岁寿辰主题宴会”。百岁寿星，他最小的儿子陈坚等亲人为他在温州香格里拉大酒店筹办寿宴，盛大的场面特别喜庆而隆重。活动结束后的当晚10点，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当天活动的图片，并加了一个较长的“前言”，它其实摘自我的发言稿。一小时后，《欧华联合时报》公众号就在题为《戴洁天——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迎来百岁大寿》文中，将这个“前言”全部予以引用。一些“微友”看到后，有的向我提出有关问题，也有的希望我写一篇戴洁天的故事。我自己也觉得确有必要（甚至可以说也是一种责任吧），就“戴洁天与包产到户”这个话题写点东西，于是这几天就在原发言稿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有了这篇与读者分享的小文。

一、一则朋友圈的“前言”

4月18日晚，我发在朋友圈的“前言”，全部文字照录如下：

今天，我在温州参加“已是山花烂漫时：戴洁天先生100岁寿辰主题宴会”，并作为嘉宾代表发言，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1956年5月，当中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永嘉县委委派戴洁天作为工作组组长，蹲点“燎原社”指导工作，主持包产到户试验。通过包产到户，有效解决了农村生产力与高级社生产关系的矛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试点单位在几个月内就大见成效，并很快得到温州地区其他农村的积极响应，到1957年春，温州全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达到1000多个，社员共17.8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5%。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先生认为，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开创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包产到户试验。这场试验，现在被公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它虽然仅仅经历了10个月就因政治上的风云突变而夭折了，但它比安徽小岗村1978年包产到户要早22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了4个多月后，1956年9月戴洁天先生就执笔撰写了近万字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明确提出“定额到丘，责任到人，三包到队，统一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这是全国关于包产到户实践经验第一份总结材料。1957年1月4日，戴洁天在浙江省委调研会上汇报了《燎原社包产到户具体做法》；1957年1月17日，他执笔整理了《中共永嘉县委关于燎原社在三包到队基础上试行生产责任制到户的报告》，作为永嘉县委报送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典型材料；1957年2月20日，他还与人合作撰写了《从燎原社试点情况来谈谈我们对“包产到户”问题的看法与意见》（注：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一书中）。

《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和以上史料，对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实施过程、取得的成效做了详细记录，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意义等也进行了分析探讨，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其史料价值亦弥足珍贵！

在当代中国，戴洁天先生是第一位在县委领导下具体实施并推行包产到户试验的主持人、策划者和组织者，因此他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位先驱者。我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们前来共同庆贺的这位百岁寿星——戴洁天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是一位非常特殊而又重要的人物。而且，1956年包产到户试验已经孕育着改革开放后温州模式得以脱颖而出的胚芽。

我是1985年来温州调研时认识戴老的，当时他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已60多岁，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宽厚善良，低调谦和。后来，我还认识了戴老的小儿子陈坚（平湖.国际进口商品城董事长，“2011年度风云浙商”称号获得者）及其夫人和儿子。能与戴家三代有交情，可见我们缘分很深，这也是让我作为嘉宾代表在今天这个特别喜庆而隆重的百岁寿宴上发言的重要原因吧！

恭祝戴老和夫人寿比南山！恭祝戴家兴旺发达！

戴洁天先生与夫人陈小梅女士

二、“首创包产到户”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一位百岁寿星的庆典，而戴洁天又是一位改革传奇人物： 他人生经历的坎坷、磨难和屈辱，让人感叹感慨不已； 他在遭受劫难时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和坚定的改革信念，更令人由衷钦佩！ 在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寿宴上发言，且现场宾客有上千人，是不能马虎的。 为准备发言稿，我事先花了两天时间认真查阅了有关史料。

1955年，农村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迅速地进入到“高级社”。到1956年初，永嘉县三溪区雄溪乡三个村（今属瓯海区）的近千农户已办起了高级社，取名“燎原社”。当年5月，永嘉县委决定派出以戴洁天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燎原社指导工作。戴洁天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发现成立不久的高级社，社员出工不出力，缺乏生产积极性。他试图找到一种可行的农业生产组织经营方式，与农民一起反复讨论、设计、测算各种农活的岗位职责、产量和工分，最后将燎原社试点的5482亩水田、130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和产量等逐项定出任务、指标，分解落实到有劳动底分的788家农户身上，将农户收益与劳动积极性、劳动质量直接挂钩，以求做到“土地丘丘有主（主管）、产量人人有责”。经过四个多月试点后，到1956年9月，戴洁天连夜在煤油灯下执笔赶写出《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以下简称《总结》）上报县委，并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同意。

年青时的戴洁天先生（1954年）

这份《总结》有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一、燎原社是怎样把包工包产到户的（应该说，是怎样把生产责任制贯彻到户）”；“二、燎原社是在什么基础上包产到户的，理由是什么”；“三、当前的效果”。《总结》不仅多次出现“包产到户”以及“包工到户”“包工包产”“包产到队”等概念，而且还对燎原社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高级社这一组织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了精辟分析，分析论证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意义和效果。《总结》写道：“矛盾的特点，就是生产关系改变了，劳动组织改变了，不仅是从个体经营转为集体经营，而且较之小社劳动组织，6～7户的包产组，已经扩大了三四倍以上......但作为劳动工具来说，除抽水机外，都仍然是落后古老的工具。”“由于小块土地上拥着大堆人，一件农活经过许多人合作，就很难正确执行按件计酬。‘一窝蜂’的生产，必然带来评分‘满堂红’与一团糟的混乱状态，使队长为难。”“造成社员与社员之间关系紧张。”“分析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就是生产方式问题。”可见，这份《总结》不是就事论事的一般性工作总结，而是一份理论联系实际，力图对试点实践及其取得的经验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报告了。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的燎原社迎来了第一个收获季节，85%的农户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了40%。

我最初是在1985年或1986年在温州调研期间看到这份《总结》的，当时的阅读感受是非常惊喜甚至惊诧的，但今天已想不起来是否是戴洁天本人送给我的材料。1987年，我在撰写《温州模式研究》一书时，在多处引述《总结》论述后不禁由衷赞叹：“时隔三十多年，今天我们阅读这份《报告》，仍为它的求实精神、科学见解所鼓舞、所折服！”（见《温州模式研究》第11～13页）其实，当时我已认识到：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实际上是中国农村改革探索的先声，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与意义；而这份《总结》，则是记录这场先声夺人的包产到户改革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

对这份《总结》，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在2001年3月曾给予高度评价：“戴洁天以自己不懈探索的深沉感受和满腔热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写出了中国第一份包产到户总结。时间虽已过去45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富有生命力。”（见戴洁天著《燎原火种》序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教授写道：“正是这个总结，在我国第一次明确概括出了包产到户这个重要的科学概念，并且是总结了一套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具体做法。”“这是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农业合作化史，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极其重要的史料，十分珍贵。”（见戴洁天著《燎原火种》序五）他们俩作如此评价，该是够权威也够高的了！

1998年7月，杜润生(左五)、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左六)与戴洁天（左三）等参加“改革开放20周年暨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纪念座谈会”后合影，左二为本文作者

以上简述表明，1956年发轫于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不仅有组织、有领导，而且有总结、有理论。但是，在1957年那样的政治背景下，包产到户试验的命运可想而知：它仅仅持续了10个月，就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无情地打击取缔了。1957年，提倡或支持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李云河被定为“手持双刀（注：指包产到户和‘按劳分粮’）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5级降为19级，下放劳动；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划为中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3级降为1 6级。而戴洁天受到的处罚则是最重的，他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蹲点工作；到了1958年10月，他再次受到永嘉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主要罪行是：“被告自混入革命队伍以来，坚持反动立场，特别是1956年利用职权上便利，在三溪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合作社受影响，县委已二次向被告提出批评，而被告拒不接受......”戴洁天被开除政籍、团籍，戴上“右派”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由法警押送回原籍瑞安县白门乡农村交群众管制劳动3年。而后，他妻子陈小梅也被开除团籍，从县文教局下放到工厂劳动；子女的户粮关系也都被迁往农村。但实际上，戴洁天后来在农村劳动共达22年，整个家庭被拆散了22年，五个子女也受到牵连吃尽了苦头，两代人都为包产到户试验而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三、“先驱者”是怎样炼成的？

缘何1956年戴洁天就能“在三溪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探索先驱者的？在阅读那一段史料时，这个问题总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

在《燎原火种》一书中，戴洁天非常平实淡定地这样写道：“现在有许多同志对燎原社怎么会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的锣鼓声中爆出包产到户冷门感到不理解，原因有四：一是当时永嘉县委主要领导李桂茂同志熟悉农村，重视农村工作，能够倾听下面呼声与意见，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大胆使用干部。二是县委一切先经过试验的以点带面领导方法很突出，因此对基点工作抓得很紧，燎原社前身为基点乡，合作化基础很好，干部、群众水平都比较高，有超前意识。三是群众有要求，为什么合作社升级反而生产松垮，意识到小社、小队利益直接，社大业大，大家没有责任感，必须建立责任制。四是正好‘八大’文件下达，指出当前主要是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日报》又发表何成同志文章，这就是当时试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

上面这段话对“当时试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外因）的概括，无疑是理性客观的，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即使在包产到户“已是山花烂漫时”，戴洁天仍然谦虚朴实得像一个老农，一如既往地拥有一种不掠人之美、低调谦和的风格。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人物的出现往往总与当事人的“本色”有关。戴洁天之所以能够“首创包产到户”，显然与其个人阅历和素质等“内因”有着内在的联系。

第一，他有从事农业农村工作比较丰富的经验。戴洁天出生在温州瑞安农村，对农村情况、农业生产本来就比较熟悉，对农民疾苦、利益诉求自然能够感同身受。他在参加工作后，1950年就由温州团市委派送浙江干校第四期土改班学习，结业后由省干校分配回温州地委参加土改，再经地委分配到永嘉县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就留在农村，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再到永嘉县委农工部工作（参见戴洁天《我忆燎原》、《忆燎原探索》等文）。也就是说，他在1956年主持包产到户试验前，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熟悉“三农”情况，具有比较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

第二，他有读过大学的较高学历。1947年，戴洁天考取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新闻系，后因白色恐怖加剧而离校。这样的学历基础，也奠定了戴洁天喜欢学习思考的习惯和很好的写作能力。在50年代初期的永嘉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中，上过大学的年青人凤毛麟角。他省吃俭用，但结合本职工作舍得花钱购买当时可以买到的有关合作化书刊。他曾读到前苏联奥沙基柯等人合著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该书介绍了“联产计酬”方法并得出结论：“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碰巧，《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也发表了何成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这些论著，对他启发很大，也增强了他对包产到户试验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他有钻研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善于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他在主持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夜以继日钻研问题，面向实际独立思考，虚心问计于民。他回忆说：“七八年来，从未离开过农村一步，没有星期、没有节假，只两次回家过春节。爱人三次分娩，都顾不上照顾，只好让他独自上医院。”通过研读戴洁天在65年前写下那些材料，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勇于直面疾风骤雨式合作化运动带来的突出问题，而不是回避矛盾，更不去文过饰非；善于进行冷静观察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更不屑于盲目跟风唱赞歌。因此，他写的文章总是摆事实讲道理，观点非常鲜明。

第四，他有强烈的改革探索意识和坚定信念。这一点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探索的先驱者。1955年，戴洁天曾担任永嘉县委工作队队长，到潘桥集体农庄指导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那时他就发现社员的集体劳动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率低下，已经开始探索推行部分农活承包到户了。他后来这样回忆：“1955年秋我在仰义乡文武、文庄两初级社试行的‘小段包工包产，按件计酬责任制’就是1956年春在潘桥集体农庄试行‘社员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的基础，而潘桥的专管制又是此后燎原高级社试验包产到户的基础。如果当年燎原试点不被扼杀，则以后还会出现更完善的形式。那时已有一些社员向我提出‘包国家征购任务，包集体提留资金，剩下的给他自己’的包干建议。”（参见《燎原火种》）他的改革探索意识是何等强烈又是何等超前啊！

戴洁天在《我忆燎原》中写道：“武装押送我到农村劳动时，仅带一条薄被，我乘机将包产到户材料卷入被中，作伴下乡，文革开始后，作为牛鬼蛇神，必遭抄家，遂以尼龙（塑料薄膜）固包材料，将其埋入菜园深土。”为此他在1966年夏天曾吟诗一首：“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当时，“文革”风暴已开始席卷神州大地，这首诗不仅反映出他极其无奈无助的心情，只好“忍将心血埋深土”；也表明了他的为民请命的高尚情怀，“甘为苍生受苦难”；更表达了他改革信念的坚定性，“为待他年有问津”，“五十年后识斯人”！而后来的历史发展则表明，不需等到50年，包产到户就在中国农村变成“山花烂漫”了，他主持包产到户的改革创举及其重大意义也终于载入了中国改革史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强烈的改革信念来自戴洁天内心的自觉，他后来这样写道：“廿年如一日，只能从信念二字里找答案。”“它说明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包产到户顺乎天理——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合乎民心——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它根植于群众心底。”这段话，应可反映出戴洁天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高度和思想深度了。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戴洁天在1956年就具备了以上这些“内因”，他才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探索的先驱者。永嘉县委当年之所以选派戴洁天而不是别的人作为工作组组长去指导燎原社工作，主持包产到户试验，肯定也是认真考虑到戴洁天所拥有的这些个人素质吧！如果当年永嘉县委派驻燎原社的工作组组长不是戴洁天，历史上很可能就不会有那样一场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的包产到户试验，更是不可能留下如此丰富的“首创包产到户”历史文献的！

拍摄于永嘉农村改革展馆

四、“温州模式的胚芽”

1987年，我在分析“温州模式的成因”时，曾写道：“温州农村在50年代中期首次包产到户的试验，以及后来家庭经营向非农产业的出击及其绵绵不绝、时起时伏、时隐时现的曲折发展，与1979年以后家庭经营的勃兴、温州模式终于脱颖而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温州模式的胚芽一直在生长着，到改革前已具雏形。”（见《温州模式研究》第25页）

拍摄于永嘉农村改革展馆。杜润生1998年8月在永嘉的题词：包产到户第一县

1998年，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浙江电视台曾找我合作拍摄温州改革专题片。为此，我特请戴洁天到他从前“首创包产到户”的燎原社田头进行采访。当我问他现在对当年主持包产到户试验有什么感想时，他沉默许久，深情又动情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镜头被记录在后来定名为《温州告诉我们》八集专题片的第一集“源头”中。

从包产到户到温州模式，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历史与逻辑的内在联系，包产到户无疑是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源头”。

从经营方式看，所谓包产到户，简单地说，就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家庭经营。通过包产到户，重新恢复了家庭（农户）的经济功能，赋予家庭在农业部门具有生产、交换、分配、积累、投资等经济职能，真正落实了多劳多得原则，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及其家庭的积极性创造性。而后来崛起的温州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它不仅在农业领域实行家庭经营，而且还将家庭经营方式普遍推广到工业、服务业等所有非农产业部门。

从改革精神看，从包产到户到温州模式更是一脉相承。1956年的包产到户，就改革精神看，就是从实际出发，尊重老百姓的创造与选择；倡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效率优先，积极探索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等等。这些改革精神，与后来温州模式在形成与发展中所秉持的改革精神，是一以贯之、完全相同的。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如果1956年的永嘉包产到户没有受到批判打击而是允许继续实行并加以推广，那么，不必参加农业集体生产的农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就会松动并最终摆脱对土地的依赖，从而会大批走出土地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并且由于积累、投资和劳动力等都来自家庭，非农产业部门势必也会采取家庭经营方式。而如此一来，在改革开放后才崛起的温州模式，就可以早20多年破土而出了，并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得以不断成长壮大。只是很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何况这种假设实际上也不会有多大意义。

五、结语

综前所述，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戴洁天不仅“首创包产到户”，最早主持、组织、实施了包产到户这一意义重大的改革试验，而且最早提出了包产到户这一科学概念，最早对包产到户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与理论探索。因此，说他是“中国农村改革探索的先驱者”，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当年的戴洁天，只是一位基层农村干部和普通知识分子，却因“首创包产到户”而在在20多年时间里成了“戴罪之人”，直到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后，他敢为天下先、近乎“先知先觉”的改革创举和重大贡献才被人们刮目相看，最终也被历史铭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戴洁天饱经磨难可歌可泣的故事，是中国农村改革探索的一个时代缩影，也折射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艰难曲折的历程。

所幸的是，戴洁天写于1956年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和1957年的其他文章，虽然给他带来了长达20多年的磨难屈辱，但他自己却视同无价之宝悉心保存下来，使它们后来能够都被收入《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一书得以公开面世。他在80岁高龄时，又不辞辛劳整理出版了《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该书收集了作者详细回忆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过程的三篇文章、当年试验实践的史料，平反后在温州市委政研室工作期间撰写的有关温州模式调研报告和论文（1983—1987年）以及他在不同时期写下的一些诗歌。正是这两本书，为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这场空前的改革试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详实史料，也为中国农村改革探索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改革探索增添了十分重要的历史篇章。

戴洁天先生和夫人在百岁寿宴上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 永嘉县农业局 永嘉县档案馆合编：《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戴洁天著：《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3.张仁寿 李红著：《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021年4月28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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