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包袱铺辉煌时：开创“新一代相声”风潮
追随了嘻哈包袱铺7年的铁杆粉丝小王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听说他们的情景：当时他在路边和同学吃串，因为吃满80元，老板送了他一张演出票，他就是攥着赠票走进北京鼓楼附近的广茗阁剧场的。那是2008年5月末，嘻哈包袱铺刚刚成立不久，“那时候观众特别少，只有两三个人听相声，演员演得还特别卖力，搞得我们不好意思上厕所。”小王回忆道。
穿休闲T恤说相声 段子调侃热门新闻
但没过多久，郭德纲的德云社带动了京城茶馆相声的复兴，嘻哈包袱铺，这支几乎全由80后组成的团体，也赶上这股强劲的相声风潮，成为第二家火起来的民营相声团体。他们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很“反传统”：除了长袍，演员们也会穿着休闲T恤、戴着鸭舌帽说相声；一个个段子调侃的都是新近发生的事，相声中也会融入网络流行语和只有年轻人才懂的包袱。
一时间，去嘻哈包袱铺听同龄人拿热门新闻开涮成为了一些京城年轻人的时髦选择。而引领这一潮流的，就是嘻哈包袱铺的“掌门人”高晓攀。这个出生于1985年的帅气小伙，从小拜师学艺，读过正规曲艺学校，凭借轻松时髦的喜剧风格，和“与传统相声演员挂不上钩”的时尚形象，吸引了不少年轻粉丝。
那时候，每到周末，鼓楼广茗阁都是人潮涌动，门庭若市，远在天津上学的小王更是一礼拜来三回北京，每次在火车南站睡四个小时左右，坐第一班动车回学校继续上课。
短时间走红扩张迅速 京城名气直逼德云社
2010年，广茗阁茶楼的座位被迫扩容一倍，宣告着嘻哈包袱铺的“版图扩张”正式开始。这一年，高晓攀传媒还成立了自己的话剧社――嘻哈乐透社，策划的一系列相声剧自主项目在演出市场大获成功，比如2011年推出的《超级新白娘子传奇之有碘咸》，是嘻哈包袱铺走向巅峰的经典作品之一，曾经创造了连续两个月场场爆满的纪录。
到了2012年，嘻哈包袱铺在北京同时拥有西直门、安贞门、鼓楼、崇文门等四个剧场，每周要演出27场，一个月演出108场。团队成员由二三十人发展到近百人，充足的后备力量组成了三个演员队保证每个剧场的演出。他们甚至把舞台延伸到了上海等国内主要城市――最忙时，他们一天内在3个城市间赶场。另外，嘻哈包袱铺还把“生意”做到了国外，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等多地演出，最辉煌的时候，嘻哈包袱铺在9个月时间收入超过千万。
但是，这样的火热和繁荣并没有维持多久，嘻哈包袱铺的效益便开始走下坡路。
几年时间从巅峰到谷底 公司经营漏洞频出
2011年前后，不少相声演出团体先后崛起，包括现在火热的开心麻花团队，以及李菁、何云伟、曹云金等，开始“抢占”演出市场，嘻哈包袱铺的票房逐渐受到影响。但真正让嘻哈包袱铺元气大伤的，是先后两次的人员流失――最严重的是去年3月高晓攀和嘻哈创始人之一王惟的分家。
虽说是“和平分手”，但王惟一下带走了30多名演员，并以更高的场租“夺走”鼓楼、西直门两个剧场，这对高晓攀和嘻哈包袱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打击。紧接着，安贞门剧场也因屡次被举报消防不过关而被迫关张，于是，嘻哈包袱铺只剩下崇文一处剧场。
跟当年迅速蹿红的速度一样，高晓攀和他的团队面临的窘困状况也接踵而来――嘻哈包袱铺的财务也亮起了红灯。
“当时为了守住嘻哈包袱铺的招牌，也为了让剩下的演员有地方演出，我们不得不临时找场地，在奥体中心的某个训练馆搭起台子。”高晓攀回忆道。但由于场地偏远，演出时间不固定，奥体场一直经营惨淡，甚至重新回到08年嘻哈刚起步时的情景――每场只有两三个真正的观众，其他全是赠票。“谁还敢请一个要关张的团体演出，”就连嘻哈包袱铺一直火爆的商演也受到牵连。
没了剧场和票房，再加上商演也日渐减少，为了稳住军心，高晓攀决定把演员的演出费上涨一倍，因此嘻哈包袱铺的财务遇到巨大危机，“最惨的时候连着三个月没发出工资，”高晓攀说。
今年初，高晓攀本想借着上春晚的机会带领团队走出低谷，但没想到事与愿违，《小棉袄》出来后又摊上了抄袭的骂名。接下来，媒体对嘻哈包袱铺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消息：高晓攀精神崩溃、嘻哈包袱铺要关张，还有的说高晓攀要离开北京，另起炉灶。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曾经盛行一时的嘻哈包袱铺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其实，高晓攀自己心里也明白，演员出走只是一个导火索，嘻哈包袱铺的问题早就存在。
缺乏有力创作团队 作品内容缺乏创新
“我们不卖车子、不卖屋子、只卖乐子”，这句话一直是“嘻哈人”引以为傲的口号。当初他们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作品接地气，够幽默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但后来，由于业务急剧扩张，嘻哈包袱铺的原创作品越来越少。“节目都是老节目，他们的活儿我基本都能脱口而出，所以我去年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再去过嘻哈包袱铺。”粉丝小王说，在嘻哈陷入危机前，就已经对他们有些失望。观众丁海对此也深有感触：“从08年进嘻哈到去年离开，王惟、连旭一共就有五段相声，来回来去说。”
从2011和2014年节目表可以看出，嘻哈包袱铺在节目创新上没有什么突破高晓攀坦言，2013、2014这两年，团里几乎处于“零”排练的状态，也几乎没有新作品。没有固定的创作团队，演员们的创作热情也不高，一位员工透露：“往往是需要上什么节目就临时约作者写，或者晓攀有什么想法，搭出一个框架，让作者填。”旧的作品演来演去，不花心思琢磨新内容，观众笑点也越来越高，嘻哈包袱铺的很多节目自然变得“不好笑”了。
团队成员之间分成不均 矛盾滋生
和传统相声团体不同，嘻哈包袱铺里没有师徒、师兄弟这种纽带，而是靠兄弟义气相处。虽然这样表面看起来很和谐，但在相声江湖里，平辈人的相处总是很难，许多剧场最后都是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决裂。
王惟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由于演员之间分队，一个队火了，其他队就会用各种办法挤兑或诋毁。还有成员向记者透露，演员和演员之间“摘包袱”（抄袭）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在商业上很多人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认为紧急的事才重要，不紧急的就不重要，”高晓攀坦言自己就犯了这个错误。“2013年我外围的事情确实很多，忽略了对演员的管理，”高晓攀说，那段时间他和演员们没什么交流，也见不到他们，很多问题都没能及时解决，给演员出走埋下了种子。
而曲艺专业出身的高晓攀，在管理方面毕竟是外行，他提出的很多制度都过于理想化。拿一次演员薪资改革为例，为了激励演员更加努力演出，高晓攀提出和演员分票房的想法，按演员的受欢迎程度，分0.05%到0.5%的票房。这种奖惩机制，直接拉大了演员之间的收入。王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有次一个月演过28场演出，加两场外地的商演，再加一个月保底的1500块钱。那个月实发2200块钱，我应该是最高的那几个了。而且我听说那个月有拿80块钱的，有拿500块钱的，还有骂着街走的。”
高晓攀曾经说过“要是羡慕挣好几万的人，只有用功”这样的话，但显然这种激励方法很容易让成员之间产生矛盾。
公司运作机制不健全 一人身兼多职
另外，在财务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嘻哈包袱铺的公司制度也很不完善。2009年6月，高晓攀牵头成立了北京晓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经营嘻哈包袱铺的同时兼顾曲艺、话剧、演出等多方面的文化经营活动。当时高晓攀曾放下豪言壮语“我们要搭建三个平台，发展‘笑’的事业。”他说的“三个平台”，分别是指：人才输出平台；造星平台，通过自己打造的明星带动剧场的发展；衍生出来的明星经济，比如通过嘻哈包袱铺这个品牌，打造每个人自己的节目。
但身兼艺人、商人、创作者等多重身份的高晓攀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完成这些目标。“他没有做好权衡，他个人和整个嘻哈包袱铺或者现在传媒做的这些事，稍稍有些脱节。他缺乏一个特别强势的团队去做这样的运营方面的事情。”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据高晓攀透露，他也确实想过从其他企业挖来COO（运营总监）专门负责公司管理，但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谈妥。
然而，随着演员大批出走，公司员工离职的人数也直线上升。嘻哈包袱铺的企业组织架构出现漏洞，部门设置并不齐全。最近两三年，他们甚至没有一支完整的销售队伍，只靠一个兼职的员工主管销售；公司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谈商演，卖演出；宣传人员也从此前的七个锐减到两个，很难维护媒体关系。除此之外，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公司只有高晓攀一人有经纪人，而这名经纪人还要兼顾宣传、其他所有艺人的统筹工作。
剧场相声大环境虚假繁荣 想生存本来也很难
曾几何时，随着郭德纲相声开始广为流传，相声剧场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仅北京就有50多家相声剧场分散在各个城区。而如今其数量折损过半，现存的二十余家相声剧场多数还处于亏损状态。由此可见，近年来小剧场相声的整体市场都不容乐观。
靠剧场演出赚钱利润少 很多相声演员资质低下
曾经营过相声剧场的王笑天接受采访时说，相声演员的日常演出费用很低，一般是每场150元、200元，最高也就在500元左右，这还是商演的价格。“除非是像郭德纲那样的名角儿，他的演出费用跟一般相声演员不在一个水平。其他大多数经营相声剧场的老板们，刨去租金以及演员收入，能获得的利润少之又少，不赔本就是万幸了。”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相声剧场的实际经营情况，记者特意算了一笔账：普通的相声剧场一般能容纳100名观众，票价在60到120元不等，剧场一次演出的票房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假设每次共有14名演员参与表演，每名演员的劳务费为200元，再把每月近十万的场租平摊下来，每场演出的成本支出近万元――这还不包括宣传费用。所以，每场演出最终能够到经营者手里的不过几千元――这还是满座的情况下。但事实上，小剧场相声平时的上座率往往不足五成，周末比较高，可以达到八成左右。
嘻哈包袱铺演出的票价在50-120元不等也有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相声界的从业人员相比05年之前的惨淡期大为增加，但是这类相声演员大多水平不高。“有不少相声剧场都是几个稍微会一点相声的人，看到相声火了，就自行搭张台子，租个地方，说起了相声。”目前北京许多相声小剧场连经营资质都没有，演员也没有正规的资质，市场极为混乱。
观众基础不牢固 相声演员越来越难做
另外，从整体上看，相声的观众基础也越来越薄弱。据一位相声剧场经营者透露，“现在剧场的观众一部分来源于剧场负责人的亲戚朋友，一部分是05年、06年郭德纲将相声带火的那股余温下聚集的观众。但大多数观众并不是相声的真正消费者，不少观众只是为了赶潮流，过了这个热火劲儿，或许根本不再听相声了，懂相声的人听相声，不懂相声的人凑热闹，但热闹持续不了多久。”
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互联网的冲击，以及观众可选择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使得很多观众都不再走进相声剧场，而是通过网络在线上听各种相声节目；即使走进剧场，也大多不会成为相声剧场的长期观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剧场之间、相声演员之间的竞争。
宣布“逆袭”之后：嘻哈包袱铺还有没有救？
今年五月，就在嘻哈包袱铺为纪念成立七周年举行第一届粉丝节的前夕，高晓攀给全体演员开了个大会，宣布今后会加大奖励队员创作：“每个月如果演员有一个原创的新作品，嘻哈包袱给你2000块钱，你写100个，我给你20万。”在节目创新方面，高晓攀表示：“从6月份开始，嘻哈包袱铺不仅有相声演员，还会加入一半的喜剧演员，丰富节目形式，我们必须到处挖人、挖演员。”
在内部管理出现重大漏洞、外部市场又集体唱衰时，风雨飘摇中的嘻哈包袱铺已经开始寻找出路。
重金聘请人才完善团队结构 重新开设新剧场
5月24日，嘻哈包袱铺粉丝节现场，高晓攀高调宣布嘻哈包袱铺获得中国最大的演艺公司宋城国际的巨额融资，正式进入资本市场。
“这样一来，嘻哈包袱铺就会有更多资金布局剧场，招募相声及喜剧演员，扩大规模，另外在资源配置上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得到更好平台。”有资深媒体人认为这一举措对提速嘻哈包袱铺的发展很有帮助。
另外，针对前面知情人提到的“高晓攀需要下面有帮他做事的人”，晓攀传媒CEO张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嘻哈包袱铺的重中之重是完善团队机构，尤其是创作团队。“嘻哈包袱铺会花重金请作者，现在我们已经签约了两个创作团体，针对相声和电视节目创作不同的作品，定期会展开选题会。”
在加大宣传力度方面，张瑶说他们采取宣传团队外包的方式。据了解，如今嘻哈包袱的宣传团队有捧红国内某知名女笑星的成功案例。而之前一直空缺的销售职位，张瑶表示目前还没有招到合适人选。
至于成员的管理，高晓攀告诉记者，现在所有演员分为两队，他把团队管理的权力下放给两个队长：“队长工资会高一些，但要肩负团队的票房任务，如果演员出现问题，不仅会扣演员的钱，还会扣队长的钱。每三个月，队长会实行新一轮的选举，形成良性竞争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现在嘻哈包袱铺最亟待解决的就是剧场问题，“之前剧场关门，导致票房严重缩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剧场开起来，有剧场才会有票房，这是硬道理。”对此，张瑶也表示赞同，但她告诉记者，开剧场考虑场地空间、配套设施、交通、周围人群消费能力等诸多问题，在北京适合开剧场说相声的场地不多，不过他们也在积极寻觅中，计划今年在北京城东人口密集的地方开设新剧场，阜外分店的选址也在考察中。
增加互联网思维注入 现场看相声也能发弹幕
代表宋城演艺与高晓攀完成签约的徐总告诉记者，之所以和嘻哈包袱铺合作，是基于双方有共同的愿景和战略。据了解，今年宋城演艺收购了视频在线网站六间房，嘻哈包袱铺也将在六间房开设专区，今后势必更贴近互联网市场。
今年三月，嘻哈包袱铺交道口店低调开张了，这家投入了两百多万元的新店就注入了不少“互联网思维”。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舞台上除了话筒、案台，还多了一块大屏幕，人们在听相声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发弹幕，随时点评吐槽。
场内员工告诉记者，观众加入嘻哈包袱铺的公众号后，还可以通过微信给演员们打赏。弹幕每发一条只用三毛钱，打赏则为五元到十元不等，“虽然不能增加多少盈利，但却增加了观众黏度。”
但据记者观察，目前嘻哈包袱铺的弹幕操作在技术层面上还十分原始化，需要有专人在后台筛选信息，删除一些辱骂、不健康的字眼。这样的人工操作费时费力，亟待改善。
以上种种举措看似创新并可以吸引观众参与，但互联网思维能救活相声吗？专业人士告诉记者，互联网思维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运用网络手段，或是扒网络段子。“相声创作者要对社会心理、舆论环境有精准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独特的相声语言与智慧个性，在捍卫相声传统魅力不变的同时，让相声焕发勃勃生机。”
高晓攀侧重商人身份 目标把相声做上市
这笔融资的确给嘻哈包袱铺带来不少生机，但高晓攀也理性地认识到，未来至少三年他们都将处于调整期。而在艺人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中，他也会把重心放在经商上面：“因为我们拿了第一轮的融资不是烧钱，是要在这个关键时期打下最扎实的基础，如果我演戏也只演嘻哈包袱铺的戏。”高晓攀坦言，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将相声做上市：“虽然你是演员，但当你的个人魅力衰退的时候，粉丝注定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