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当年如何迅速上位

整整40年前（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

去世时的蒋介石仍然是我们最熟悉的蒋介石：从大陆时代开始，他已当了47年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和30多年的中华民国总统。

与仅仅以“主席”之名传世的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出名的头衔显得如此之多：不仅有总裁和总统，还有委员长、校长。可以说，正是这些头衔共同构成了蒋介石作为的“最高领袖”的各个面相，以及“创业史”。

可能是领袖在位时间过长，以致于我们会常常将领袖视作与生俱来，至少是大大提前这个时间点。

比如，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毛主席成为中共的最高领袖是始于遵义会议，红太阳从遵义升起。仿佛党史上一直不存在张闻天，也不存在延安整风似的。所幸，这个神话，已经被一本书名中有“红太阳”的庖丁解牛了。

再比如，蒋介石作为“蓝太阳的升起”（盗自吾友贾葭兄），我们可能也会坚定的认为，是孙中山先生将革命接班人的位置无缝连接的传给了蒋先生。

如果您真的这么想，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得方针，还是读读王奇生先生得《党员、党权与党争》，以及金以林先生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两本书吧。

读完，大致就可以知道，蒋介石无缝接班孙中山得神话，大约就是像孔子将道统传于孟子一样荒诞，看起来是“孔孟”那么回事，其实差了一百多年。

要说清楚这事，至少要将时间从40年前的蒋介石去世再往前上溯整整50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沉浸于悲痛之中的国民党人必须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谁是总理的接班人？

问题的核心是，孙中山生前既没有指定接班人，也没有如清帝一样留下“立储遗诏”。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夺嫡之争。但此时党内无人会想到，仅仅一年后，“党内后进”蒋介石将成为最后的接班人。用王奇生先生的说法是，可能蒋介石自己也没想到。

想不到是正常的。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最有希望角逐接班人的无非就是胡汉民和汪精卫，党内排位最靠前的两位大佬。胡汪之后，排名在蒋介石之上的至少还有廖仲恺和时任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蒋介石此时充其量只是党内的第五号人物。

即使是第五号，对于蒋介石来说也是大跃进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时，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蒋介石不在其列；17名候补委员，共产党员毛泽东也在其内，不过仍然没有蒋介石。没错，排名50号开外的蒋介石此时在党内的政治地位甚至还不如跨党而来的毛泽东。

不得志的中年人蒋介石在这一年终于迎来了仕途的转折点。1924年5月，蒋介石基本上是依靠“闹”才从孙中山那里跑到了黄埔军校校长，不过他恐怕无法想到，“校长”竟然成为了一生事业的崛起之地。

成为五号选手已足够励志，但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后的上位速度则更惊艳。不过，蒋在夺嫡之争初期的一大优势正是因为他的不起眼，胡汉民和汪精卫都不太会将他视作对手。

胡汉民和汪精卫的接班人之争，为蒋介石创造了一系列机遇。

机遇首先源自三号选手廖仲恺的遇刺，党内排名自动上升一位。江湖传说，廖案与胡汉民难脱干系。在蒋介石和许崇智的支持下，胡一号又被汪二号踢出局。由此，蒋介石的党内地位上升到三号。

廖案后不久，许崇智也被蒋介石排挤出局。至此，国民党内只剩下汪蒋两位大佬，蒋上位为二号首长。

不过，许四号的失势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蒋介石从此就独自掌控了军方势力。从那时起，无论蒋介石在党政两大领域如何起落，军权在未来几十年间再无旁落，不仅成为了他下一步继续冲顶，也成为了他日后一次次保位拉锯战中的最大筹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崇智的出局，让蒋介石的“校长”真正变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资产。毕竟，那么多人当过军校校长，比如那么牛的蒋百里，但真还有谁可以借此冲顶啊？

很快，在1926年1月由汪精卫主导的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一雪一大之耻，确立了他在党内二号人物的地位。一号汪精卫管党管政府，二号蒋介石管军事。

汪精卫也没有笑到最后，亲密战友蒋介石手很黑。仅仅过了两个月，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就通过“中山舰事件”逼走了汪精卫，全面接掌党政军大权，首次成为了国民党党内一号人物。

此处多说一句，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在中学历史书上是一则国共失和，或者蒋介石开始背叛革命的“意识形态类”事件，但从国民党接班人之争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一次蒋介石的上位。

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起算，蒋介石从接班人之争中胜出仅仅花了一年零八天。

就算蒋介石是官场天才，一年零八天总归不是一个正常的登顶速度，这其中必然有太多的政治“泡沫”。

之后的历史发展很快证明，此时还远不是蒋介石成为最高领袖的时间点。毕竟，所谓最高领袖，绝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缺乏威望的“第一号人物”，而隐含着超然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全党全国畏服的一个更高级别的存在。

此时的蒋介石，一号首长地位还非常不稳固，除了在军事上能够基本控盘之外（那么多军阀放在那呢），在党权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名义上的，离日后超然的最高领袖地位还有很长一段路。道理很简单，一是党内还有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位大佬在，二是毕竟蒋介石上位时间尚浅，缺乏根基，党内元老们对这位以军权起家的一号领导人也不太看得上。

果然，在1927年3月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在党内及国民政府内的多个职位都遭撤销，只保留了国军总司令一职。

蒋介石此时当然非常愤懑，心情大致如此，老子前线北伐杀军阀，你们这些党棍在背后捅刀子。很快，蒋介石就发动了军人式的反击，在传说中的“4.12反革命政变”中，他凭借军权与旧党权决裂，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国民党中枢和国民政府。这，在本质上和张国焘的“分裂中央”也没大区别。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手中的牌也是渐入佳境。除了军权之外，还有了中央政权。第一，这让蒋介石获得了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大义），性质类似挟天子以令诸侯，地方军阀不老实就是“天子伐四方”，党内元老不老实就是“中央决定”；第二，这也让蒋介石控制了现代政治实操中最重要的“官帽子”和“钱袋子”。前者他可以对异己势力封官许愿，后者他可以借重江浙的财力收买党内与军阀。事实上，这也正是蒋介石在党内及地方军阀的一次次巨大军事挑战中，涉险过关的万灵丹。

但问题是，即使蒋介石掌握了军权（枪杆子）、政权（官帽子）和财权（钱袋子），他在党权上仍然存在一直未解决的重大缺陷。

在很大程度上，这导致了一手好牌的蒋介石在1927年和1931年两次被迫下野。

党权这东西吧，你说他虚还真虚，特别对于国民党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一群像“西山会议派”这样，除了骂娘看似也没什么实际能力的中央委员们；但你要说他实还真实，蒋介石几次军事危机，均和摆不平国民党党内其他势力有关。这样说吧，“党权”虽然本身没有枪杆子，但却仍然有足够号召力和合法性去调动、激化其他地方军阀的枪杆子，去和蒋介石的枪杆子对抗。

比如，1931年2月，蒋介石与代表党权的胡汉民决裂，继而将其软禁。这在党内遭到了强烈反弹，引发了广东的“另立中央”，两广军阀应声而起，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在年底的二次下野。

蒋介石从两次下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单靠枪杆子是坐不稳大位的，缺乏党权而想全面独裁也是不现实的，必须坦然接受自己在党内缺乏资历威望的现实，在场面上必须依靠其他党内元老做名义上的党首，才能在实质上稳固权力基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始终没有掌控党权，他对国民党与政府的掌控仍通过“军权”行使，也就是1928年得到的著名头衔――委员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你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先军政治”。

但可以明确的说，在没有获得党权之前，蒋介石就仍然无法确认自己最高领袖的地位。

吊诡的是，蒋介石一举掌控党权的契机是抗战的爆发。抗战让党内各派势力及地方军阀失去了政治竞争的合法性，一致抗日的呼声也让蒋的威望大增。1938年，他终于当选了他日后的招牌头衔――国民党“总裁”。

最重要的是，竞争对手也没了。副总裁汪精卫不久降日被开除党籍，而胡汉民则1936年也已去世，蒋介石由此也成为了党内的唯一领袖。

也可以说，蒋介石在军权、政权、财权上的超强实力一步步的反噬着党权，最终转化为党权。

从王奇生先生和金以林先生的书中还可以读出另一层意思。正是由于蒋介石本人在党权上的长期短板，以及“先军政治”，国民党的党权相对军权、政权始终不彰，远无法发挥“党指挥枪”类似的作用。

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多处呈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无所事事，基层党组织瘫痪的状况，与同期共产党的情况相比简直不在一个等量级。

国民党顶着“一党独裁”的名号，却一步步的沦为军权的附庸。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党，而是一支拥有党的军队。

或许可以这么定义，蒋介石的“先军政治”最终帮他登上了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但正因此，这也为国民党在政治竞争中最终败于共产党敲响了最重要的一声丧钟。

作为一个党的国民党首先败给了蒋介石的军队，继而败给了作为一个党的共产党。个中得失，蒋介石冷暖自知。

不过，梁武帝有句名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在这个逝世四十周年的清明节，我想拿来送给蒋公。（张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