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第一批和第二批援助马拉维的医疗工作，王立群回国已经两年。如今，他又第三次前往。
以前很多次回忆非洲之行时，不善言辞的王立群，语言就会变得跳跃、丰富。在他眼中，马拉维是美好的：满眼的绿色植物、红色的沙土地、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在那里，他找回了当医生的感觉。
北京时间3月16日下午4时10分，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马拉维首都国际机场降落。
乘客陆续从机舱门走出，大量的黑色面孔中，夹杂着16名东方人的身影。他们是第4批陕西援助马拉维的医疗队员。对于多数医疗队员来说，这是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国度，拍照留念是下飞机后必不可少的活动。
合影时，陕西省友谊医院骨科主任医师、60岁的王立群站在最外侧，他是这批队员中年龄最大，也是参与援助最多的医生，这是他第三次来马拉维。
王立群从不否认，最初来马拉维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挣钱，但更重要的也是在远离“金钱”。
“感觉天天生活在联合国的大村庄里”
王立群曾无数次向亲友们回忆起2009年3月，第一次抵达马拉维时的感觉。“满眼的绿色植物，红色沙土地，蓝天白云，湖水清澈见底，水边悠然嬉戏的河马和大象。而当地的黑人大多赤脚，妇女背着孩子，头顶着重物。”
在妻子赵彤的想象里，马拉维很美。直到2010年，她以援非医疗队家属的身份到了马拉维，才真正见识了这个远隔万里的地方。“那里真穷，感觉还是中国好。”
她走出马拉维首都国际机场，恍如隔世，似乎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即使是首都，市政建设却和西安周边的乡镇街道相似。多数马拉维人住在乡村，住圆形茅屋，用树枝编织、抹泥做墙壁，香蕉叶和茅草盖屋顶。一个村落有三四十座圆茅屋，分为大房和小房。大房宽敞些，多由老人或家长居住；小房年轻人或孩子住，里面除了睡觉用的一张席子外，别无他物。除了黑人，这里还有白人、印度人和少数黄种人。马拉维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4年7月独立。因此当地能看到一些白人经营农场，街上很多商店是印度人开的。街道随处可见冒着黑烟的日本二手车，马拉维地下水资源充足，水质好。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当地打了一些井。
这个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2007年12月28日同中国建交。陕西省作为对口援助主要省份之一，从2008年6月底开始派遣医疗小组。“感觉天天生活在联合国的大村庄里。”赵彤说。
受各种外来文化影响的马拉维，保留着很多自己的传统，吃的除玉米、西红柿、牛肉外，当地人还腌制或风干熟田鼠。据说，吃鼠肉可以解决当地两大问题：消灭老鼠，降低物价。
马拉维人还爱吃白蚁。每年七八月，雨季来临，在屋内桌上点一盏油灯，白蚁群会因趋光本能，前仆后继地扑向油灯，被灯火烧掉翅膀。没了翅膀的白蚁纷纷落在桌面，随便一扫，便是马拉维人一碗美食。
赵彤曾见识过一户马拉维人的普通午饭。他们正席地而坐，围拢在一口大锅前，那是用小鱼虾、西红柿和青菜熬的大杂烩，看不见油星儿，家人各自拿着小碗，舀几勺开吃。看着每个人吃得津津有味，赵彤摇头感慨“实在不习惯”。
后来她才了解到，食用油在马拉维算奢侈品，市场上商贩卖的油都装在小型塑料袋内，大约10毫升，“大概一针管的量”，据说，这点油就能让当地人家吃很长时间，很多人连这点油都买不起。
马拉维人习惯早起早睡，大部分人在晚上9时左右就已入睡。
援非最初目的之一是为钱
王立群从不否认，最初来马拉维从事医疗援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挣钱。多年来，他们都住在西安原单位的一所旧房里，2009年，好不容易可以购买团购房。按照当时房价，需要一次性掏30万元，“谁家能有这么多钱啊。”王立群和赵彤开始发愁。后来，老丈人给了10万元。接过这笔钱，王立群内心五味杂陈。房款交了没多久，王立群从朋友处得知，我省正在招募前往马拉维援助的医疗队员，据说待遇不错。
马拉维？那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王立群甚至没听过这个国家的名字。
通过网络搜索，王立群才知道：马拉维人生活贫困，男女文盲率分别为28%和58%，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医疗条件极差，15岁到49岁人群中，约有14.1%携带着艾滋病病毒……
“这么大年龄了，算了吧，没必要冒这个险。”赵彤有些担心丈夫。
王立群试图说服妻子，“1996年，我在法国留学，很多同学也来自非洲，我也知道那里很需要医生，我还曾报名参加无国界医生，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愿望没有达成，现在有机会了，我还是想去。”
见妻子犹豫，王立群沉默了许久，“去了，还能把爸的钱还上。”赵彤同意了。
工资与职称挂钩，作为主任医师，王立群的赴马津贴是医疗队中最高的，每月收入2700美元。国家给他们以1:8的固定汇率结算成人民币，如此每月收入能有2万元，这是他在国内收入的4倍。
由于懂得法语和英语，又有临床经验，2009年3月，王立群顺利通过考试，开启了援非之旅。这一年，王立群54岁。
医疗队员在这里除了工作，闲的时候就看电视，能听懂的只有中央4台，一张乒乓球台和一张台球桌是营地仅有的娱乐器材。由于经常停电，笔记本电脑那点电还要用于工作，多数队员晚饭后，只能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营地内走几圈。
同样是医生的赵彤有时会担心王立群的高血压，这里医疗条件这么差，万一发病，抢救都来不及。
“马拉维病人要在她孩子的名字里，加入我的姓”
2009年3月13日，陕西第一批援马医疗队到达马拉维首都利隆圭，被分配到该国卫生部所属的卡姆祖中心医院。这是以马拉维开国总统的姓氏命名的医院。
和不少非洲国家一样，马拉维被联合国宣布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每天收入仅合10元人民币。学校、医院都靠外国援建，因此孩子们上小学和中学都免费，看病也免费。但由于当地缺医少药，一些大病无法治疗，因此死亡率很高，艾滋病、疟疾等多发。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还在施行一夫多妻制的马拉维，为了保证孩子存活，一户人家通常会生五六个孩子。王立群就曾接触过一个病人，他有2位妻子，共生了17个孩子。
马拉维也有富人，住别墅，家里有两三辆轿车。但这里没有高速公路，时常能看见小轿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从身边疾驰而过。
王立群发现，这里太需要医生了，尤其是像他这样的骨科医生，车祸伤者、从树上掉下来的孩子、各种久拖未治的骨科手术，病人太多了。
国内的医院，在现行体制下是金字塔结构，一般更需要的是年轻、能应对各种简单情况的医生，而像王立群这样高职称的医生，各科室不需要太多，手术自然也就很少。
而在马拉维，经验丰富的医生太少了，每天都有大量病人在等待手术。每个人都拿着病历，坐在地上等护士叫号，没人知道何时能轮到自己，可能一天，也可能好几天。病人都老实地坐在那里，没人找关系、送礼、插队，也没人前去质问医生，为什么还没轮到自己？“这要在国内，都能打起来。”赵彤也发觉马拉维的不一样。
按照当地规定，患者凭“病历本”可以免费医疗，住院还有免费三餐，甚至牛奶补餐，这在当地是奢侈品。但如果医生说可以出院了，却没人会多赖哪怕一天。
有时，王立群会用卡片照相机给他们拍照，很多孩子会露出惊喜的表情。即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如果周围有人遇到困难，其他人都会跑来帮忙。“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王立群颇为欣赏这种平和与友善。特别是当患者叫他“doctor（医生）”时，他能从对方眼神中找到久违的尊重与感激，王立群似乎找到了最初想成为一名医生时，被需要的那种感觉。
“他们相信我，从不会和医生起争执，看见他们的表情，你会心疼，会想尽办法帮助他们。”王立群说。即使个别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家属也不会过多纠缠，转身离开时，也不忘对你说一句“thanks”。（谢谢）
一个女病人车祸腿部骨折，到医院时，大量失血，人已处于休克状态。王立群的手术很成功，两周后的一天，王立群在巡诊时，被这个病人叫住了，呜哩哇啦地说着什么。
“她想知道你的姓。”助理用英语告诉王立群。
“王，W，A，N，G”。王立群拼说着自己的姓。
“她说，你救了她，作为感谢，等她孩子出生后，一定要在孩子的名字中间加入‘WANG’这几个字母。”
当个简单纯粹的医生的这种感觉，王立群此前也曾感受过。那是2000年初，他参加“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在陕西丹凤待过两年。那时，和在马拉维一样，工资是国家发的，不存在奖金和提成的问题，也不用到病房去催促欠费的患者交钱，医生做得很单纯，只是想着如何治好病人，如何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只是，在国内他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能维持自尊的收入，“毕竟下了班，我也是老百姓，我也需要生存。”
而在马拉维，他一方面能够挣钱，一方面做个真正的医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虽然很苦，但我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王立群沉浸在马拉维的工作中，每周的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
每周一、三查房、巡诊，每周二、四手术，周五学术活动。一天下来，一个手术接着一个，遇到病人多，病情重，病情复杂时，经常整夜都在手术台上，最长一次是48小时，进手术室前还下大雨，出了手术室，屋外已是晴天。
医疗队有中餐厨师，如果手术没结束，赶不回营地，就只能吃工作餐，通常是米饭、牛肉、鸡肉之类的盒饭。
有时到当地的县医院巡诊，当地人会拿出一种叫塞玛（音，马拉维当地奇契瓦语称Nsima）的食物。这是一种玉米糊制作的食物，很像陕西的搅团，但比搅团干，能用手握成条，蘸着西红柿牛肉汤吃，这是当地人能吃到的较好的食物。
在马拉维，对医生最大的威胁还有艾滋病。为了防范感染，手术时必须戴双层手套、护目镜、身上套件围裙、穿胶皮靴。即使如此，医生被感染还是时有发生。
特别是骨科，手术时医生经常需要使用钉子和针等金属工具，一不小心皮肤被划破，就可能被感染。王立群就有过几次划破手的经历，还好患者都不是艾滋病携带者。
王立群承认自己有点理想主义，“虽然很苦，但这种工作让我觉得很爽，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有一种价值感。”王立群已经60岁，从最初跟母亲学医，后来上夜大、进工厂卫生所、进医院，直到考奖学金去法国留学。在那里，王立群学习了西方医学史。书上说，医生最早来自于教会，原本帮人看病，是不要钱的，后来形成一种职业。
他一直很喜欢很认同“希波克拉底誓言”对医生的职责表述。希波克拉底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著名医生，被尊为“医学之父”。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他始终认为，医生应该是很神圣的职业，不该跟患者讨价还价，病人本身就很无助，到医院是来寻找医生的帮助的，而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所谓市场化那么简单―病人花钱买服务；医院医生卖服务。
医疗纠纷背后的医学束缚
当第一批援马工作结束后，王立群决心留在马拉维，当时，老丈人的钱已经还清，妻子也劝他，“咱们的经济也够，就一个女儿，父母又不需要咱们给钱，就别去了。”
“不是钱的问题。”王立群说，留在马拉维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那里，他更像一个纯粹的医生，更少面对医疗纠纷。
在他看来，医疗纠纷的问题根源在“钱”：个别医生，不为病人着想，只是为多拿回扣，就过度医疗；而病人花了很多钱看病，就会对治疗的期望更高，稍有不满，就会与医生产生纠纷。
2013年3月，在马拉维医疗援助工作已接近尾声。
一天，一名老年黑人来复查，正巧碰见了王立群，“hi，doctor wang”。老人咧着嘴，露出白色的牙，用蹩脚的英语冲他打招呼。他通过助理，告诉王“我已经好了”。
王立群记得，老人被查出股骨头坏死。这在当地是常见病，比较难治愈。王立群采取的方法是，找到坏死骨头，将坏死的部位刮去，然后打眼，使骨头形成通道，让其自我修复。
“这在我们国内，会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做法。”而几十年的从医经历，王立群知道这种手术方法的好处：治疗费用低廉、能保留患者的骨头。但在国内，他从不敢采用此法进行手术。
。”王立群觉得，在马拉维，作为一名医生他帮患者用最低廉的方式除去痛苦。而患者的信任，让他也避免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