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女子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白衣女子声嘶力竭的怒斥和泪水，无疑戳中了大多数网民的泪点和痛点。
视频中女子指控院方与号贩子“里应外合”的情况是否属实，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该女子也已经由院方安排就诊，这一事件本身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但无可否认的是，看病难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痛点，而活跃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又“劫胡”了很多辛苦排队的患者的挂号机会，于是号贩子顺理成章地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似乎号贩子已成看病难的症结。
但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无论号贩子采用何种手段占有号源，目的都是转手倒卖。而既然号贩子能够高价转卖，则证明专家号确属医疗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而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从来都是难题。现实中存在的分配方式，大约有按价格分配（价高者得）、按权力分配（特权或关系）、按时间分配（排队），或最新出现的按技术分配（熟练的网络抢票甚至抢票软件）。而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群体，对不同的分配方式会有不同的偏好和评价。有钱的就喜欢按价格分配，并认为最符合市场规则因而最为公平；低收入群体则可能更偏好按时间分配，并认为谁排到算谁的是最公平的方式。
而我国目前的医疗体系，仍然坚持低价策略，无论是4元钱的普通号，还是几十元的专家号，或几百元的特需号，都既无法如实体现医生的真实劳动价值，也不能如实反映真实的医疗供需关系。这样的定价策略，必然将医疗资源，尤其是更为稀缺的专家号，导向按时间分配的方式，彻夜排队也就变得不可避免。而经过持续的严厉打击，目前号贩子所能采取的抢号方式，基本已只剩提早排队一种。也就是说，这些号贩子所做的“工作”，基本是把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转换成买号患者的价格成本。对于那些辛苦排队的患者来说，号贩子破坏了“辛苦者得”的公平，但对于那些花钱买号的患者来说，号贩子却间接促成了“价高者得”的另一种公平。
因此，号贩子不是看病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甚至有经济学家称，号贩子只是“发现了真实价格”，舆论应该为其正名才对。
这样的“高论”，看似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市场分配原则。问题在于，医疗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如果完全遵从价高者得的分配方式，则意味着大多数低收入群体将无缘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背后，隐含的是生命价值和生命机会的不公，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现实。
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当专家号不再稀缺，则患者不需彻夜排队，号贩子也就没了机会。但即使最乐观地说，这个过程也注定漫长。而更客观的判断是，即使医疗资源供给总量充足，优质医疗资源也注定永远稀缺，正如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已近乎过剩，对名校资源的竞争依然如火如荼一样。因此，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难题将长期存在，挂号难也不会消失。
鉴于中国国情，最可能的改进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已经开始实行的混合分配模式。即开办更多优质的私立医院，让有钱人按价高者得的方式享受到优质资源，同时增加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让低收入患者按照辛苦者得的方式，相对公平地分配较低价格的优质服务。
既然如此，与稀缺资源伴生的号贩子就不会消失，与号贩子之间的斗智斗勇，也就永无尽期。为打击号贩子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乃至为此而损耗的政府公信力，也是不得不付出的社会成本。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