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军
过去10年间，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快速上升，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重要话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久前的非洲之行，在国家和外交层面掀起了一轮新的中非合作热潮。按照惯例，中国政府会开出一些“支票”、推动一些援助、启动一些项目，在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上走得更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轰轰烈烈地推动具体项目、投入巨额资源帮非洲多个国家提升基础建设—道路、桥梁、电站、体育场等，但西方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对中国仍有不少批评。这种扭曲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因此，了解国际机构对中国的非洲政策的研究和评价，对中国很有必要。
在一些国际智库学者看来，中国对非洲合作最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对非洲没有真正的战略。他们认为，中国虽然在非洲有很多个目标，但是却没有一个考虑周详的长期战略，没能在一个全面的国家议程下协调这些目标。中国未能将中非关系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确认排序，使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孙云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策面临如下挑战。
一是经济追求比较狭隘，缺乏大战略。1949年至1979年，中国在非洲的首要任务是政治方面。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巨大的单边经济援助以换取政治利益而非互惠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非洲政策已经摆向了另一边，外交政策转而要为经济发展创建稳定的国际环境。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贸易方面寻求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种务实的、重商主义的行为削弱了政治关系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中国只考虑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几乎不考虑合同之后未来的经营，但这种狭隘的模式没有把商业利益与当地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这对中国和非洲都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中国政府部门内部的看法分歧。在国外智库学者看来，由于缺乏大的非洲战略，中国经济和政治目标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中国不同部门之间的官僚冲突。比如外交部门的官员认为，经济追求的优先性损害了中国更广泛的战略议程，但商务部门官员的看法可能恰巧相反，认为对外援助要服务于经济增长这一国家重点。
三是多种利益的商业参与者缺乏协调。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参与者被分为几类。在中心层面是大型国企、国有银行，它们主要从事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采矿项目、贷款等等，动机大多数都是商业利益。第二个层面是省级(或以下)政府和国企，它们也在加快在非洲的步伐。省级政府的贸易部门一直积极组织到非洲进行商业推广考察，开发商业机遇，尤其是在劳务合同方面。第三类是私企或独立实业家。据保守估计，至少100万中国人在非洲经营。他们是独立的企业家，活动于非洲的草根阶级，是中国在非洲最具冒险精神的一类。由于这三类参与者都是独立行动，使得中国很难进行优先项排序管理。当非洲人和局外人审视中非关系时，他们常常批评中国政府没有恰当管理约束这些企业。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的非洲政策给出的风险评估值得重视。它认为，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中国还未设立一个全面的机制，将政治风险评估体现在企业的具体决策中。中国企业还处在了解某个非洲国家的宏观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初级阶段。考虑到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波动，企业的决策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包含了政治风险和经济社会影响研究的预警系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