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两天,我又要踏上前往赤道以南的旅程了。
昨天,笔者翻阅老杜在印尼的公众号,读到他昔日创作的一首大白话式的叙事诗,不禁产生强烈共鸣,用网络标题党的话形容就是,瞬间触动了“南漂”的痛点。
在印尼,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实话。/无论你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你是大老板,还是把工打。/无论你是男子汉,还是女人花。/来久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印尼,是不是你第二个家?
一带一路,似乎离我太远。/背着行囊,选择四海为家。/本以为紫皮护照能够畅行天下,/没想到在这里一下飞机,就被人敲诈。
曾经,我是机关里的优秀公务员,来印尼驻外,想锦上添花。/没想到这里人少事多乱如麻,/妻子多次抱怨,岳母病重,孩子放鸭,/任期内没人想来“接驾”,/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曾经,我是个普通农民,/家乡小城镇改造,补偿金不知道怎样花。/来到这里试试运气,卖起了烤鸭,/每天买主不多,更多的是移民官和警察,/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被抓!
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来到印尼,奋斗在爪哇?/一个答案是,我是男人,我要养家。/一个答案是,我是女人,不需要男人护驾。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一碗印多面,再撒上一点老干妈。/懒得冲凉,匆忙就往床上爬。/梦中出现了我那淘气的狗蛋,还有贤惠的翠花/而叫醒我的,是清真寺的喇叭。
要去外岛,需要坐飞机,/基本不会考虑坐咖鲁达,/只有拉燕(lion)/还有斯瑞维加亚,/他们共同的关键词就是:廉价,再廉价。/所幸印尼飞机上可以携带液体,/带上一壶水,让我又省去四块八。
孤独经常陪伴着我,/心情也越来越差。/微信里,朋友已经拉黑不再和我说话,/QQ从此也很少滴答。/伴随我的,只有当做屏保的她们娘俩,/偶尔也和她们视频一下,报个平安,给自己减减压。
是的,在印尼,要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实话,真的,大实话。
没想到啊!天津人老杜,这位国企高管出身,带人四处找矿的“印尼老炮儿”,在高空飞机上写出的这首诗,竟如此接地气,道出了如今在印尼打拼的大部分国人的心里话。
不可不知的“印尼老炮儿”—老杜。
比如我本人,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印尼老炮儿了,可是每次在雅加达机场进出移民厅和海关,尽管护照签证一切合法,仍不免隐约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很容易被检验盖章的移民官故意刁难,索要小费,差不多是每个来印尼单打独斗的中国人都遇到过的问题。
一位自称平叔的朋友发的帖子比较有代表性:
有人会说这事情可以去大使馆投诉啊!那位平叔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无解。他还问过印尼的大咖,有没有合理合规的解决办法,被告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钱。好吧,这也算一条捷径了,也算简单。这些痛点平叔从一来这里考察就深深的感受到了。”
到达雅加达机场准备过关的中国旅客。
去年回国去广州,正赶上《厉害了,我的国!》在影院热映,笔者买票观看,果然深受鼓舞。但一想起国人在印尼乃至海外其他国家遭遇的这些“小歧视”,就不由自主发了句感慨:“我的国,确实厉害!我的国人,还没那么厉害。”
话又说回来。这些年,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国人,去印尼谋生创业,天涯孤旅,多多少少都遇到过小不愉快,甚至是很大的烦恼。
然而,再往前追溯,如果说起前辈中国人“过番”下南洋时,一路上各种困苦艰险,与如今“南漂”们几个小时即可飞来飞去的便利条件相比,那才叫天差地别,生不如死。
在笔者家乡福建福清,还有闽南广东一带,“过番”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词汇。一般而言,过番就是下南洋。咱们大天朝虽然历史上苦难深重,战乱饥荒,动不动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始终认为大中华才是文明国度,海外都是野蛮未开化,好像小鬼一样的生番之邦。所以从明清到民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把老百姓去海外讨生活称为“过番”,把华侨叫做“番客”。直到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才把过番改为出国。现如今在我老家,仍有乡下人习惯把旅外乡亲称为番客。
有学者说过,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迁徙南洋的背后,大抵上有三大原因:一是为战乱和天灾所迫;二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闽粤沿海一带人民和出洋的华侨,虽然嘴上都把当地土著贬称为“番鬼”,但心里比谁都明白,南洋群岛土壤肥沃,地广人稀。如果肯干,就大有希望。有些先到南洋的人回来探亲,给乡亲们的感觉是日子过的不错。这就给大家带来了冲击,出去闯一下竟然可以过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也必须去。
在笔者老家,人民过番谋生,也是祖传的看家本领。那时日子贫苦,生存不易,只要能出国,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浪迹天涯,一切都不在话下。老辈子传下来的歌谣唱道:
不用耕牛不用镰刀,
南洋既然这样好,有什么理由不去闯一闯呢!
笔者在三宝垄福清公会采访,96岁的夏昌鋆老先生,曾经讲过他小时候耳闻目睹的情景:
身为社会底层的农民,为了投奔异国挣个美好前程,如此地义无反顾,实在是出人意料的刺激,同时还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早期出洋到印尼的启程与旅途
对于大部分早期出洋的中国来说,他们还是要按部就班,办好有关手续,老老实实排队上船的。
何隆朝记得,自己是和一队壮丁一起从福清海口上船的。先坐小火轮,离港时一拉汽笛——呜,然后就“突突突”冒着黑烟开走了。小火轮开到福州马尾港,第二天,何隆朝又在这里和这队壮丁一起登上了开往厦门的大火轮。
“民国时期,厦门作为全省华侨进出的最大的口岸,设有许多专为华侨服务的客栈旅社。福清人开设的客栈也有好多家,其中,光华、华美、华成、郎官4家规模最大。”
何隆朝对这家客栈更感到亲切,尽管他是头一回离开家乡住旅店。一一因为这家客栈是福清江镜他的一位远房亲戚一一五叔五婶开的。
这福建厦门,自1843年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各国便纷纷以此为据点,向厦门派驻领事,设领事馆。第一个英国,首先在厦设领事馆,委派占据鼓浪屿的英军舰长记里布为领事。第二个是美国,此后,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等国家也都在鼓浪屿上建立领事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交通虽不方便,办理出国手续,尤其是去新加坡和印尼,却比现在容易。你要到印尼去,只要能弄到一份你有亲属在印尼的证明就可以了。大人要办护照,何隆朝那时还是小孩子,连护照也不要办,上岸后有亲人来接即可入境,没有亲属,有同乡朋友帮你到移民厅多花一点钱也能搞定。
客栈老板娘五婶很可怜这个孩子,她对丈夫说:我们替亚华买一张到南洋的船票吧!五叔也挺豪爽,那就买吧,我看这孩子将来也许有出息。五叔五婶的客栈常有从印尼回国的华侨吃住,因此攒了一点外国钱。他们给何隆朝买了一张散席票,就是连五等客舱也不住,到晚上自己拿张草席往甲板上一铺倒头便睡的那种票。即便如此,这份恩情也让何隆朝记挂回忆了一辈子。
由厦门经新加坡到巴达维亚(当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叫巴达维亚,简称巴城),9天航程(海上走7天,中途在新加坡停留2天),客栈五叔五婶为何隆朝买的船票,票价是荷兰盾13盾8毛钱。
碧波无垠,海天一色的景色虽然壮美,但一天下来就让人觉得单调乏味。船上年长的中国人,特别是第一次出国谋生的,大多闷闷地整天坐着,想着纷繁而又沉重的心事。《福清华侨史》上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有些文化和才情的福清哥下南洋时,编了一首打油诗式的民谣《番客传》,把他在旅途中的自然行程和心路历程都反映出来了。这首用福清话念起来合辙押韵、言语朴实的《番客传》,很快就在福清和海外融侨中流传开来。
亲戚朋友无处借,卖田卖厝几块钱。
路上花花看世界,花花世界没顾家。
出门艰苦难讲尽,天未大光又起程。
行到厦门心退悔,思想往事好凄惶。
无山无岸天连天,何时能过七洲洋。
一身流落番边地,何时再见爹共娘。
话语不通没人坐,看见马车心会惊。
满口义气满心计,开场设赌七世愆。
若还贪色坠落水,一世没面见公婆。
劝汝后生心把定,赚钱要寄转唐山。
何隆朝那时太小,还不懂得乡愁,再说到印尼后就可以见到阿爸和依奶了,他心里还是很兴奋的。对于此行在船上的日子,有两个细节他记得很真切。
二是他没钱买吃的。怎么办呢?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晕船呕吐,亚华从不晕船。看见谁晕了很难过的样子,他就跑过去帮人家捶背,小孩子的拳头敲在身上很舒服的。大人清醒了,拿钱给他,亚华说,我不要钱,你给我买一碗花生汤喝好不好。
就这样,何隆朝一路漂洋过海,他乘坐的荷兰轮船于12月21日来到了印尼巴城(雅加达)海港。
7天之后,何隆朝的父亲何天水从几百公里外爪哇岛中部的一个小镇赶来了。他给拘留所看门的印尼人警察塞了5角钱的小费,警察马上就去报告说,那个中国孩子的爸爸来了,可以叫他出来了。
这天中午,何隆朝被一个华人翻译领到了讯问室。荷兰人问:
“何隆朝。”
“小名叫亚华。”
“9岁。”
“何天水。”
毕竟是读过书的孩子,面对如此简单的问题,何隆朝当然不会让父亲花那150盾的冤枉钱。他一点也不害怕,回答一字不差。荷兰移民官点点头,一摆手,亚华就被领出讯问室,被正在大门外翘首以盼、神情激动的父亲一把搂在怀里。
本文似乎有点过长了,抱歉耽误了读者时间!那就赶紧停笔刹车。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表示洋都是近代中国老百姓外出务工、人口迁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其路途危险程度和谋生的难度远非国内迁徙可比。与闯关东、走西口相比, “下南洋”更为壮观,更具跨国跨洋色彩,范围更大,经历时间更长,历史影响更深远。
自由迁徙是全人类获得的现代财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的深入,有着共同历史源流的文化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邻居分享社会资源,将是整个人类的未来景象。面对多民族社会和谐共荣的美好愿望,“下南洋”既是悠远的发端,也是现代的启示。
(文章出自: 丁剑印尼纪事 微信公众号 丁剑,资深媒体人、传记作家,长期旅居印尼,专注记述并解读千岛之国与华人有关的历史事件、社会精英、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