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培鲁 以大视野挥写深圳“宏大叙事”

　　崔培鲁， 1944年生。山东枣庄人，早年就读于临沂艺校，师从著名画家王小古和皮之先，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修班，受业于高冠华、郭怡Q教授，曾受聘为山东画院高级画师。1992年调入深圳特区，创办南山画院并出任文化馆长，在深圳、广州和北京设立鲁芳斋艺术工作室。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名人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书画联谊委员会委员，全球华人华商联合总会书画院院长。

　　“画”为媒

　　这次对画家崔培鲁的采访是在他雅致幽静的家中进行的。几天前他刚刚陪同女儿――深圳市青年女画家崔文僮在北京成功举办个人画展归来。落座让茶后，自然免不了从女儿这次画展开始切入主题。据说这次画展在京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贺敬之、廖静文等文化艺术界许多名人出席了开幕式，画展举办期间，首都多家媒体对画展给予了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化时空栏目更是特别对父女俩进行了专访。谈到女儿，崔培鲁眉宇间掩饰不住作为父亲的自豪，他并不讳言对女儿成绩的肯定，并笑称女儿是他这些年来最大的一个作品。

　　崔培鲁回忆说，他当年与深圳结缘是“画”为媒。1987年秋，崔培鲁和著名作家峻青携手南下参观访问，并与深圳举办二人国画联展。这次画展不仅取得了预期成功，而且开创了内地和深圳书画艺术交流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书画联展让崔培鲁对深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也为他不久就调来深圳工作和生活埋下了伏笔。

　　崔培鲁最终调来深圳工作还是缘起于画展。1989年，他在香港举办的大型个人画展在香港社会各界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画展结束后他在深圳顿足，受到罗湖区政府的欢迎。在时任罗湖区区长梁道行的鼎力支持下，他于次年春天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了“崔培鲁国画艺术研讨会和作品展”。这次画展取得了较大反响，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也亲临现场观展。正是这次画展，即促成崔培鲁最终应邀来深圳工作并举家南迁深圳定居。

　　调来深圳不久，崔培鲁就受命筹建深圳南山画院。筹办画院，在当时的南山区就好比是在一块荒地上种苗，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从筹备基础设施，到申请编制、组织人员，再到画院的机构设置、定位，事无巨细，都需要他全盘策划，亲力亲为。“这段时间，我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上班下班都是步履匆匆，感觉仿佛有一种魔力推着人往前走，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深圳的快节奏吧！不过，虽然忙点累点，但人很充实，也打心底感到快乐！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深圳文化培土播种，十分值得。”崔培鲁回忆说。在市区领导及同仁的支持和努力下，南山画院这片艺术园地不久就一片春光，姹紫嫣红。

　　1995年，崔培鲁调至南山区文化馆担任馆长一职。期间，除了组织本区的画家大力开展艺术创作和艺术交流，他还积极组织基层文化活动、美术创作，极大地活跃了南山区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此，深圳市政府还特别为他颁发了“组织工作奖”。同时也为他拓展内地和海外的文化艺术交流插上了新的翅膀。

　　为中国画走向世界铺路搭桥

　　作为一位享誉画坛的国画艺术家，抵深以来，除了在深圳艺术园地培土播种外，崔培鲁也多次以艺术家身份出国访问和举办个人画展。

　　1993年6月，崔培鲁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美术馆举办的第29届亚细亚美术作品邀请展。这次画展主办方特别让崔培鲁主持剪彩仪式，显示了日方对中国画家的敬重。展览期间，崔培鲁的葡萄图得到了日本美术同道的好评，他的就地创作的大幅牡丹图也应邀在京都美术馆同期举办的昭和美术会大展中展出。他的作品也得到日本各界乃至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的欣赏和收藏。这次日本之行，对中日两国的书画艺术交流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结束日本访问途经香港时，来不及洗去一路征尘，崔培鲁就受香港无线电视台邀请，在《香港早晨》节目做直播书画艺术讲座，受到香港美术爱好者的好评。次年春天，崔培鲁再度来到香港，于中银大厦举办个人画展。作为香港艺术界的老朋友，他的这次画展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较为广泛的关注，新华社香港分社张浚生副社长、香港美术研究会赵世光会长、香港青年联合会霍震寰会长等各界人士300多名出席了开幕式，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则专为崔培鲁这次画展题写“鲁风”予以褒扬。值得一提的是，开展期间，刘海粟大师为他的葡萄图挥笔题写了“气韵生动”的赞语，那天，大师一边为他的葡萄图欣然题字，一边笑哈哈地说：“我100岁，又收了一个50岁的徒弟！”海老题完字，海老还饶有兴致地跟崔培鲁说：我们画画要画得比自然还美，就要“气自然”。这次画展，加深了深港两地的书画艺术交流，也促进了两地社会各界进一步的了解。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崔培鲁应邀在英国伦敦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展览厅举办个人画展，共展出花鸟作品80余幅。中英两国文化艺术界、外交及英国友好人士二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开幕的第二天，崔培鲁应英国中国画学会的特邀，以“中国画的理法观及美学特点”为题，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画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人文精神等诸方面，讲述了中国画的本质和内涵。这次画展和讲学，大大加深了中英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崔培鲁访英凯旋归来，深圳市文化局和南山区文体局在深圳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崔培鲁访英汇报画展”，市区领导以及各界代表300余人出席了画展开幕典礼，著名画家王子武、廖冰兄等亦到场观展，业界同行对这次汇报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媒体更是称这次汇报画展如同让鹏城各界及美术爱好者享受了一次艺术盛宴。

　　1999年11月，崔培鲁应印度外交部文化关系委员会和印度驻华大使馆的邀请，远赴印度做了为期半个月的学术交流和访问。这次印度之行，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其中还穿插了不少中印友谊的花絮。11月29日这天，崔培鲁的个人作品展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外交部ICCR展厅举行，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狄巴女士为画展开幕剪彩。这次画展共展出了崔培鲁来深后创作的40多幅新作。这之间，崔培鲁还应邀到新德里艺术学院进行学术讲座。在演讲中，他受廖静文先生之托特别向印度老艺术家乔杜里院长表达问候，因为在数十年前时任新德里艺术学院院长的乔杜里曾相继热情地接待过出访印度的徐悲鸿和廖静文先生，为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乔杜里已经在几年前仙逝。无独有偶，讲座结束不久，对徐、廖夫妇久仰已久的印度老画家谢赫也郑重地委托崔培鲁向廖静文先生转赠自己的一幅小画。在印方友好人士的陪同下，崔培鲁又去印度中西部的名胜古迹参观和写生并对古老的印度壁画、雕塑等艺术瑰宝，大为赞美。访问结束后，在为崔培鲁及其助手饯行的酒会上，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索姆主席说：“你们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绘画艺术作品。中国和印度如同一家人，源远流长，要像兄弟一样经常来往……”这次印度之行，打开了沉寂已久的中印艺术交流之门，加深了两国艺术家之间的友谊。引起了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新华社特别为这次访问刊发了一条专稿。

　　2004年春天崔培鲁携女儿崔文僮访问美国各地并与旧金山举办画展受到美国各界人士及华侨的热烈欢迎。同年6月，崔氏父女访问日本大阪并举办父女联展，其后又多次参访泰国、新加坡及欧美等地。这一系列艺术交流活动应该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传播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座“艺术之桥”，另一方面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开放中的中国的了解。鉴于崔培鲁所做的一切，他先后荣膺了一系列社会头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书画联谊委员会委员、中华名人协会会员；并且先后荣获“国际文化交流精英奖”、“书画名人成就奖”、“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功勋金奖”等，几天前，他又从上海世博会捧回了“21世纪文化名人成就奖”。

　　画坛“崔葡萄”

　　在画坛，崔培鲁一直有“崔葡萄”的美誉，说起个中缘由，与崔培鲁的师承有很大关系。这里不妨对他近50年的艺术之路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崔培鲁早年就读山东临沂艺校，他的老师是我国著名花鸟画画家王小古。王小古老师后来又调到山东艺术学院任教，他当年在画坛被誉为“王葡萄”。王小古老师对崔培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本人是一个多才多艺、修养全面的人，他说对待传统要有批判有分析地吸收，有取舍地继承，也就是他常说的“师古不古”。他讲课一般不看讲稿，即兴发挥，常常边画边讲，讲得既生动又形象。他经常跟崔培鲁他们几个同学强调：要想画品格调高，就要全面提升艺术素养。说起“崔葡萄”的来历，它其实缘起于一次书画笔会。那是79年末崔培鲁随王老师到济南珍珠泉参加一次书画笔会，大概有五六十人出席，大多是山东美术界、文化界人士和媒体记者，大家围在王小古老师画案旁，崔培鲁也正高兴地在另一台画案上作画。有媒体朋友跟王老师点名要看他画葡萄，并连声赞誉这位久负盛名的“王葡萄”。这时王小古抬头指向对面正在作画的崔培鲁，说：“我现在不画葡萄了，我的学生崔培鲁画葡萄已画得很不错，现在’王葡萄’变成‘崔葡萄’了，你们快去看他画吧。”于是崔培鲁就现场开画，一连画了好几张，有几张是他在前面画，老师跟在后面盖上“培鲁画，小古题”的印。虽说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也算是名师出高徒吧！媒体朋友对那些画表现得特别的有兴趣。“崔葡萄”的雅号是恩师王老师的亲口赐予的，此美谈慢慢在山东传播开了。不过，之所以从画葡萄入门，这与他的成长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崔培鲁从小在鲁南山乡长大，那儿盛产葡萄、石榴等花果。这使他从小就对葡萄的样貌、习性、特征比较熟悉，所以从画葡萄入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到现在他画葡萄已经画了几十年，还是常画常新。由于在画葡萄上比较出彩，“崔葡萄”渐渐成了他的代名词，比如在一些公开场合，常常有主人这样介绍他：“这是著名画家崔先生，画葡萄的！”每到这时，他就会笑着补充一句：“也会画别的。”后来“崔葡萄”这个别称似乎成了他的一个困扰，好像除了画葡萄，他就不会画其他的。甚至有媒体在文章中这样写：他家里种了葡萄，他从小爱吃葡萄，所以他就擅长画葡萄。这种评价显然有些牵强。只能说葡萄是他的一个代表作，一个品牌。事实上他的作品取材是十分广泛的，画路也是很宽阔的。

　　1985年，可以说是崔培鲁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梦想多年的个人画展终于在上海成功举办，这也是齐鲁画坛第一次挑战名家荟萃的上海画坛。这次画展既是对他多年绘画艺术水平的一次检验，也是为了实现恩师王小古的遗愿：当年他经常跟崔培鲁他们几个学生说，将来要带你们去江浙一带或者上海办画展。但是1982年恩师硬是累死在了画案前。这影响到了崔培鲁的艺术道路：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最后他决定去上海举办个人画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画展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得到了朱屺瞻、朱复戡、王个m、唐云、谢稚柳、程十发等上海六大名家的一致好评，这次画展让崔培鲁在花鸟画坛一炮打响，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在艺术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信心。由此，他开始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上新台阶。

　　这年秋天，崔培鲁又圆了自己的另一个梦：如愿考进中央美院国画系研修班。受业于高冠华、郭怡S、张立辰等教授，还有幸得到李可染、吴作人等大师的指教。这一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要算郭怡S教授。他让崔培鲁重新领悟了写生的真谛。当时，学校组织到云南写生，崔培鲁深入密林，仔细观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写生之中，他的《版纳野林图》、《密林野果图》受到了郭怡Q老师的较高评价，称它们充满生机和富有新意。1986年初，崔培鲁倾情创作的葡萄图《饱经风雨更晶莹》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媒体评价作品构思巧妙，意境深远，以其饱满的精神和寄寓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愿望获得了成功。自此，崔培鲁的创作渐渐进入了一个鼎盛期，不少作品受到业界和媒体的追捧，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影响。1987年元旦，在中央电视台新编《九州方圆》首映式中，崔培鲁作为访谈嘉宾，从传统文化的继承、生活积累、艺术素养及时代精神的表达诸方面谈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和创作经验。并在现场即兴创作了一幅《玉兔葡萄图》为全国观众拜年。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崔培鲁应邀到首都人民大会堂作画，他欣然挥写的大幅葡萄图和牡丹图被人民大会堂及天安门城楼收藏。其后，他的葡萄图还先后被姬鹏飞、万里、习仲勋、贺敬之等国家领导人收藏；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则邀请他到其办公室现场作画；此外，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及首都几家大宾馆都纷纷邀请他亲临作画。1992年，《崔培鲁画集》正式出版。枣庄市文联和新世界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崔培鲁画集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引起了首都新闻媒体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已经是个老深圳了，但是回泰岳故里向父老乡亲举办一次艺术汇报展是崔培鲁多年的夙愿。2005年秋天，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崔培鲁故乡行画展”在山东省美术馆开展，共展出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所创作的花鸟、山水、人物画作品70余幅，其中花鸟画占大多数。同时展出朱复戡、谢稚柳、唐云、程十发、董寿平、黄胄等老前辈为他的画所做的题词，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从艺几十年来师承传统、融入生活、抒写情感、表现时代、创新发展的创作历程。画展可以说取得了预期成功，引起了山东多家媒体及艺术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的关注。

　　沉潜和思变

　　2004年，崔培鲁从南山文化馆馆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不久，他将“馆长室”的牌子换成了赵朴初早年为其题写的“鲁芳斋”。从此，作为鲁芳斋艺术工作室的主人，他又踏上了新的创作历程。谈到在深圳的创作，崔培鲁坦陈：“坦率地说，来深后我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行政工作和对外交流上，虽说也创作了一些岭南题材的作品，比如荔枝、木瓜、勒杜鹃等，但是很惭愧，我自觉真正创作的作品不是太多。原来常画的牡丹葡萄也画了不少，但大多是社会应酬。”看来画家已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借2005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出版系列艺术家名片图册，其中包括崔培鲁本人计划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的机会，他对自己以往的作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审视。通过自省和反思，他发现自己的不少作品，甚至包括他一度自以为得意的少数作品都不再让他感到满意。他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几十年不间断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东西有关。所以他决定暂时停下来，用一段时间来沉淀一些东西，再去发现一些东西，然后打破框框，跳出自己。

　　起初，他重新研读老庄哲学，他决定再一次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不可否认，庄子对后世绘画思想影响极大，像魏晋山水画、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都深受他的美学思想影响。庄子的创作态度恰如他对生活的追求。他主张艺术活动应该随心所欲，摆脱外物的干扰和人为的造作，表现心境，发挥天性。庄子主张艺术向素朴、自然、超脱等审美境界发展。对老庄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宁拙勿巧等等理法观，还有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崔培鲁都很认同。不过，通过这次研究，他认识到有一些东西同样需要取舍、需要扬弃，研究传统的目的是要“吃透”传统，继承它的精髓，同时谋求创新，正如李可染先生针对传统所说：“要以最大的气力打进去，再以最大的气力打出来。”所谓打进去，就是深入继承和学习传统的问题；打出来，是融会汇贯通后，又如何独具匠心，发展创新的问题。

　　期间，崔培鲁还重新研究书法和练习书法。事实上书法入画一直是他的绘画特点之一。但他觉得在这方面还需要创新和提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书画同源”之说，从书画的关系来看，唐代以前书法艺术对绘画的影响隐而未显，唐代以后，书法从理论到实践直接影响书法，而且历朝历代的绘画变革都与书法的介入息息相关，明代董其昌更是第一次全面引书入画，包括书法笔法、取势、取法、变法等观念的透入绘画，又以绘画的墨法变革书法用墨的传统观念，并形成“书画一事”的融通观点。崔培鲁认为，书法用笔直接带来画面的灵动感，书法化的笔墨线条弥漫于画面中，用笔用墨的表现性和自由度大大提高，脱略形似，蕴涵神韵，作品完全可以从空间的疏密、虚实、开合、对比、节奏、呼应和取势的连贯统一等构成关系上来欣赏。因此，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需深度挖掘，从而使书法之美在自己的绘画里得到更好的彰显。

　　另外，崔培鲁也开始重视对音乐、戏曲的研究。他认为视听相通，音画互感，音乐和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可以相互渗透、融通，激起“诗情”和“画意”的审美通感效应。音乐是心灵状态下的绘画，绘画里也有“音响”和“伴奏”。甚至有人这样评价一幅画的着色：“所有色彩像音乐和弦般共鸣合唱”。所谓艺术是相通的，作为一个天分很高的艺术家，崔培鲁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赋，年少时在艺校就读时就学会吹笛子，京剧也唱得有板有眼，许多二胡名曲他都能用口唱出来，他还会哼唱很多地方民歌，比如前不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化时空接受专访时，他就现场哼了一段新疆民歌，乐感特别好，音准也不错，十分有韵味。他说，唱新疆民歌会让他联想到新疆大草原，眼前会浮现磅礴的画面……之所以要研究音乐，他说他要把他对音乐的感觉巧妙地融于绘画里。使他的绘画既可以观看，又可以“聆听”，充满音乐的节奏感和无穷的韵味。

　　当然除了对传统文化和其他相通的艺术门派的研究，期间，崔培鲁也在研究现代理念的绘画，主要包括西方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和国内一些现代巨匠的作品。事实上，多次出访国外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参观西方一些著名的大博物馆，对西方一些大师的艺术作品有过深入独到的观察，潜移默化也受到一些影响。他认为印象派与中国的写意画有相通之处，值得学习和借鉴。而对于近代一些大师的作品，他更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从中获益匪浅。

　　的确，艺术贵在创新。通过研究，他发现创新是所有画家乃至名家大师面对的共同问题。历史上齐白石的“变法”一直被人津津乐道。58岁那年，齐白石在好朋友陈师曾的支持下，决定“变法”。他当时还特别写下一段话以示决心，大致意思是这样的：我作画几十载，未有称意的，从现在起我决定“变法”，哪怕因为贫寒饿死在北京街头，请朋友们也别可怜我。从1920年到1929年，他“十载关门”，大胆突破，艰难探索，终于“扫除凡格”，改变了面貌。用他自己的话说：“扫除凡格实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法。”自此他在美术史上可以自立门户了。可以说没有“变法”，就没有齐白石，中国的美术史就要改写。张大千也是六十“变法”。上世纪60年代，张大千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毕加索应邀前来观展，张大千很高兴地陪着看作品。谁知毕加索走马观花地走了一圈后，问：“大千先生，这里哪一张是你画的呢？”张大千一时语塞。是啊，这些作品每一张都是自己的，又都不是自己的。这一张是黄公望的，那一张是宋元的，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有古人某家某派的影子，画的笔墨技巧都炉火纯青。就是没有一张可以体现自己的风格。这对张大千的触动很大，他决定“变法”，也就是要形成自己的个性。泼墨泼彩画法就是他六十“变法”的里程碑。黄宾虹的“变法”更具启示性。50岁以前他致力于学习传统；50岁到70岁，游历山川，外师造化；70岁以后开始“变法”。到了80岁画风浑厚，遒劲华滋，自成一家。有人说，如果黄宾虹50岁以前谢世，恐怕连个名都留不下来。可见，艺术是一件漫长而折磨人的事业，需要艺术家不断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

　　通过近一年的修炼和多方面做功课，崔培鲁渐渐找到了自己向艺术的高峰冲刺的路径。

　　以大视野挥写深圳宏大叙事

　　大概是从2005年起，崔培鲁开始尝试创作“大花鸟”，希望以此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大花鸟”这一提法始于中央美院的郭怡琮教授。就他的解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大花鸟画要描写生态和生命，不是浅层次的肖似，而是表现大自然的生命律动；二是突出精神性，表达作者所感所悟；三是作品要有较深的思想内涵，在人与生存环境等诸方面着力；四是要高扬社会属性。崔培鲁之所以选择从“大花鸟”发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自身的因素和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从他对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前辈大师的研究发现，他们当年的“变法”都离不开他们自身的积累和所处的时代。比如齐白石，他早期的作品打有鲜明的八大山人的印记，到北京定居后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恰恰是自由、民主、多元的文化格局为他提供了“变法”的土壤，也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创作思路。他的作品风格从早期的寂寥、冷清、孤绝变得热烈、炫目、诙谐、有趣，也可以说是大俗大雅，雅俗共赏。他的“变法”既离不开他深厚的传统功底，也与他主动适应自由多元的新文化有很大关系。而崔培鲁在传统的笔墨技巧上也有了数十年的积累，可以说根底深厚；而他所处的环境――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为他提供了创新的契机和土壤。具体来讲，深圳“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为他创作“大花鸟”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如果说传统的文人花鸟画大多是抒写一种小情小调，是折子戏，那么“大花鸟”则应该是“宏大叙事”，首先要有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意境。而深圳30年的改革开放史本身就是开一部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只有“大花鸟”这种题材，才能更好地传达和表现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伟大时代的风情和精神。所以说，从“大花鸟”突破于他而言，还是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近几年来，他创作的《竹韵抒豪情》、《紫气东来》、《风雨秋实含笑开》等作品就是他在“大花鸟”题材上进行的一些尝试。其中有些作品曾经展出过，受到了一定的好评。在这类作品中，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凝练成一种宏观意识，然后自觉站在时代的高度，将花鸟置身于大自然的大格局中，让花鸟的造型与山川、大地、天空等叠印融合在一起，洋溢勃发的生命气象，并且在用笔着墨上突出它的时代特点，彰显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同时使花鸟与人、与社会形成一种共生共融的律动关系。应该说，在这些新作中，他在笔力上更强调了一种精神性，凸显了一种现代意识和生态意识。

　　当然，深圳文化除了彰显一种敢为人先、大胆探索、勇于开拓的大时代精神，它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交融：有本土的岭南文化的元素、有移民文化的元素、有客家文化的元素，有东南亚文化的元素、有西方文化的元素，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多样性，是一种生态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它充满了多种“可能”，容纳了人们对生活对世界的各种想象和探索。所以他决定在创作题材上要呈现一种多样性。除了“大花鸟”，另一个重点要放在山水画上。崔培鲁认为，花鸟画毕竟在艺术表现上有它的局限性，怎么画也是一枝一花一叶，不能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再说他也一直想摆脱“崔葡萄”的困扰，所以山水画也将是他的另一个突破口。这些年来，深圳的红树林、梧桐山、蛇口的南山、广东的丹霞山以及老家的泰山等山水景点一直是他流连驻足的地方，可以说他在心里已经打了多年的腹稿，下一步就是投入创作。当然画山水画也源于画家的一种生态环保意识，他表示：“今后我会从生态方面表达我的创意，我的主题。就是要在大自然中发现美、表现美，唤起人们回归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另外，他也会即兴挥写一些清雅抒情的小品，这也一直是他创作的一个枝桠，观赏他的这类画就像饮一杯新茶，读一首宋词，养心养眼，饶有情趣。“总之，今后的创作方向，就是要使自己的艺术创作逐步走向多元，走向开放，走向时代的前台，不断提升作品的品位、格调和境界。作为一名艺术家，要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灵魂融入社会，融于时代的发展之中。”崔培鲁充满激情地表示。

　　崔培鲁强调，“大花鸟”也好，其他的新的尝试也罢，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突破和创新的问题。但这些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传统就像是一颗大树的根和主干，它的内核就是笔墨内涵、写意精神、意境的营造、人文精神等，而新的元素、新的手法、新的内容、新的精神就是在这棵大树的主干上嫁接的枝叶。只有让根越扎越深，才能使这棵树更加繁茂兴盛。再个，他一直认为艺术创作不能脱离生活。所谓功夫在诗外、功夫在画外。艺术是以生活为基础的，离不开生活的滋养和孕育。崔培鲁是一个对生活有着充沛热情的人，他每天都会仔细观察和体验纷繁万象的生活，小到一个钥匙扣的设计，大到一座城市的建筑风格，或者街头的雕塑橱窗、公园的亭台楼阁、乃至路旁行人的服饰搭配，他都会留心观察，从中找到启发；而剧院、影院、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也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之一；他也会游历一些名山大川，“搜素奇峰打草稿”，他说真山真水其实就是最好的老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它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永恒规律，所以古人说要“外师造化”。他平常也会养一些小鸟、小金鱼、乌龟，从中体会灵动和沉潜的妙处所在，当然他偶尔也会用笔墨来表现一下它们。他还是一个烹调高手，哪怕再普通的萝卜白菜在他手中也能烹调出艺术的味道来。由于他热爱生活，喜欢接纳新事物，以至于他在子女眼中成了一个既传统又先锋的“乐观的老顽童”。他觉得，搞艺术的人就是要保持一颗童心、好奇心，有了这两点，你才会融入生活，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受到新的启发，这样你就可以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总的来讲只要肯做一个有心人，生活中到处都有艺术的酵母和触媒，它会不断地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虽说崔培鲁已经年过花甲了，但他觉得自己还有较长的艺术道路要走，“与那些画到八九十岁的大画家相比，我才六十多岁，还不算老，还要冲刺一段，奋斗个十几二十年，我现在正在拼命学习、补课，努力跟上时代。不过，我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还比较高，恐怕用尽毕生精力也很难达到。”可见，艺术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崔培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艺术家。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他就准备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个人画展。但是由于他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充分，使得画展被推迟。目前，他正在筹备和女儿崔文僮于年底在澳门举办一个父女联展。实际上这已经是父女俩第二次携手办联展了。第一次早在六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日本大阪父女联展，当时在日本美术界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深圳媒体曾给予了报道。相信这次联展一定会有更加亮眼的表现，我们期待着父女俩传报佳音！

　　画品即人品

　　由于崔培鲁植根于生活，取法于自然，所以他的作品气清神韵，风格独具。无论是水墨工笔，还是大写意小写意，他都不是对一花一草做表面的描摹，而是抓取它的神态，深度挖掘它的意境，用心揣摩他的诗意。所以他的作品妍美流畅，别开生面，逸远疏瞻，超然物外，画中诗意流溢，加之意在笔先，使得一种磅礴之势跃然纸上。

　　他画葡萄，在笔墨用水上深得奥妙，能使墨色千变万化，浓淡相宜，从而使笔下的葡萄达到水分汪汪、晶莹剔透，累累欲坠的效果，以至于在上海画展上，画坛前辈谢稚柳老先生为他的葡萄图欣然题写：“此图写累累之鲜实，大有琼浆玉溢之感。”而这与他对生活的深度体察密不可分。他曾在一幅水墨葡萄上题写：“余山东老家盛产葡萄及大石榴等多种果品，但唯与葡萄有缘，年来挥写不下千余帧，亦曾跋涉于火焰山下吐鲁番。然笔下自有胸中之葡萄也。”可见功夫在画外。

　　他画牡丹也是“踏遍曹州三百亩”的结果。他笔下的牡丹鲜活灵动，典雅明丽，他的工笔和写意牡丹皆形神兼备，笔墨色彩浓淡相宜，疏密有致，力韵兼具，蝶戏其间，香气氤氲，让人进入“不知花香是墨香”的境界，大有“看花何必去洛阳”的感慨，难怪著名画家王个移看后挥笔为他题写了“管领春风是牡丹”；而他的水墨牡丹则落笔成形，着手成春，意态自若，造型清爽，丹青高手黄胄看后慷慨挥写：“意足不需笔墨多”。

　　他在艺术创作上深得南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精髓，又有新的感悟和创新，老画家程十发题赞他“六法翻新”，董寿平先生题赞他“六法精妙”，刘海粟大师看了他的葡萄图后，更是挥毫题写了“气韵生动”的赞语。而气韵生动恰恰是“六法”中总的要求和最高境界，居“六法之首”，气韵中的“气”视为一种与人的精气神相关联的气质或神采之美。这是一种对内在的生命力度和精神力度的判断。“韵”除了音韵的基本含义外，又指人物具有的才情智慧风度等超凡脱俗的风雅之美。足见大师对他的评价之高。他的画还有一种书法美和音乐美。正如上海大学孔寿山教授所评价的：他继承了“须根枝尚草书法”的传统，在笔墨上苦下功夫，但他师古不古，致力于发展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现代绘画理论的点、线、面构图法组成形式美的艺术形象。以葡萄为例，他先以圆润的葡萄为点入手，再用浓重的泼墨法画叶为面，继而以富有骨力的草书法勾勒蔓茎为线。观其作品，节奏分明，画点如慢板，叶面若快板，枝茎似流水，极富音乐韵律的美感。

　　配诗自然贴切也是崔培鲁作品的一大特色。在他的作品中，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在一幅绿梅图上他题道：“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可谓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再看他在一幅葡萄图上的配诗：“笔底明珠取意成，一株未尽一株生，如今不作青藤叹，颗颗丽珠照眼明。”画家朴素率真、寓意深刻的诗歌语言和明快清新、灵动风雅的画面意境相映生辉。

　　崔培鲁近年来的作品画面大气，构图宏阔，笔墨奔放，气旺神畅，潇洒清新，厚重灵动，极具视觉冲击力，书写了一个画家对时代、社会、自然进行深度体察后，所形成的一种精神、一种认知、一种凝练的感情，融入了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和人文情怀，表达了画家对一个崭新时代的肯定和认同。所谓笔墨随当代，崔培鲁的作品恰好体现了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审美习惯。总的来说，他的画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文学的叙事性、表现性，诗词的意境美、哲理性，书法的线条美、抽象美，音乐的节奏美、韵律美，以及对西方绘画技艺的借鉴，现代元素的融入，在他的画里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他的画很好地把握了主观和客观、生活与艺术的尺度，使作品既具象又抽象，既有逼真的再现，又有巧妙的表现，极富包容性。而且他的作品格调高雅，意蕴深厚。这恰恰得益于他长期以来始终注重传统、生活、学养、情感诸方面的融汇以及时代精神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