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真相

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战的一个所谓说辞，是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贴上了一个并不新鲜的标签——“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实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实行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等。其实，这不是西方第一次给中国经济模式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一些人重提“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他们对中国发动经贸战的深层次原因，即道路之争、制度之争。

一、谁是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

到底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弄清楚它的内涵和实质，就可以看清一些人炒作这一话题的真相。

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提出的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概念，表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的不断增强，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二是指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按照当下“国家资本主义”论者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形式。然而，考察历史事实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国家的作用。在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故事中，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资本原始积累时就明确指出：英国资本积累的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原则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没有消退，事实上，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相互交织、此消彼长，是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一条主线。历史上崛起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国家对经济发展都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与生产社会化相伴随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和经济活动日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产生了明显的垄断趋势，特别是金融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仅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还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方面，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环境政策和国有化等多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对经济的干预空前加强，与垄断资本的结合日益紧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式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受到一定挑战，但绝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虽然号称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但实际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历史上，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从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学说史上曾颇有名气的“美国学派”，就是以其鲜明的保护主义等国家干预主张而著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开始推进贸易自由化，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却有增无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是成为美国经济学的主流，并一度主导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比如，美国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26.8%上升到了2010年的41.3%；美国政府雇员数从1940年的400多万增长到2010年的2200多万。有研究创新问题的专家指出，作为小政府和自由市场学说的倡导者，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从而为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功奠定基础。从互联网到生物技术，甚至页岩气开发，美国政府一直都是创新引领增长的核心驱动者。因此，美国是“企业家型国家”的典型代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想要模仿美国模式，它们就应该按照美国的实际行为而不是按照美国的说法去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再次祭出了国家干预法宝，推出了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和财政刺激计划，以稳定经济、促进增长。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更是大肆实行贸易保护、移民限制、产业回流等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目标不惜牺牲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可见，所谓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都与国家资本主义脱不了干系。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混合经济，即市场决定大多数私人部门产品的价格与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来调控总体经济的运行。著名经济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在《我们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一文中就指出，将中美之间的竞争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全球制度竞争，过于简单化，也是错误的。显然，给社会主义中国、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实属张冠李戴，这顶“桂冠”中国担待不起。

二、“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意欲何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而中国等国家发展依然强劲，特别是中美之间相对实力的消长，使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以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一些国家一方面不可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更不情愿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一个由列宁最早提出、本来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国家资本主义”，竟然成了某些人拿来解释和抨击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专属概念。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曾声称，“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挑战。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赢了国家与公司间的战争》一书中提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私人公司之间的一场战争。2012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刊发了一组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的文章。“国家资本主义”随后还成为了达沃斯论坛的辩论主题。“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在西方似乎已经转化为一个关乎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大挑战。当前美国发动的经贸战烈度空前，其理论和舆论基点，仍然没有脱离所谓“反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美国一些政要再次抛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话题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不同的是，“反国家资本主义”思潮在一些美国政要那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偏执理念，并力图转化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霸凌主义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借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为资本主义辩护，并为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制造舆论。一方面，试图转移和掩盖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弊端的质疑，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将矛头直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竭力歪曲、抹黑、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试图动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迫使中国放弃被实践所证明的成功道路和制度，最终遏制中国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一些国家从来都实行双重标准：在需要国家支持以进行资本积累的时候，就大行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之道；在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时，就要求他国无条件开放市场，强行推进自由贸易以从中渔利；当其竞争优势因后发国家的追赶慢慢消失时，又重新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上利用自由贸易发挥本国垄断资本对后发国家的优势，竭力维护本国资本在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遏制他国资本——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的竞争、冲击和赶超。这种经济逻辑以意识形态“正统”自居，把竞争对手的优势解读为意识形态“异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李斯特用“抽梯子”的说法，对这种伎俩进行了绝妙的比喻：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

总是有人企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谱系，或者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会自动进入资本主义谱系。当年，中国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有些人就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们中国搞市场经济好啊，可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呢，他们对这几个字总是感到不顺眼、不舒服。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越来越好的发展状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比肩的时候，他们当中一些人宁肯坚持自己既有的陈旧话语体系将中国解读为“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成功。这就是他们抛出“国家资本主义”论调的实质和逻辑所在。

三、用经济霸权主义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来把市场经济看作自己的专属和专利，这在西方经济理论中也似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和商品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共通性，比如，都要求市场主体保持平等竞争关系、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本质上就是以市场经济的共性为基础的。现阶段中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定。

同时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同样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同时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又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根本区别。把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的一般与市场经济的特殊混淆在一起，以政府作用和国有企业的存在否定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进而认定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市场经济错误的陈旧的认识。

把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制度形式，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国有企业最早就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国有化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时期，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更是将大量企业国有化，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可见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具有一定程度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社会制度不同，国有企业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同。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本质上被政府背后的少数大资本家控制，最终还是为他们攫取利润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肩负着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分配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等诸多重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西方国家政要攻击中国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有企业不断做优做强做大，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可靠保证，而这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

把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更是匪夷所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变的主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节，包括制定市场规则、提供公共产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等。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府是资本的代言人，服务于垄断资本利益，因而，也就难以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调节，以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解决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服务于人民利益，因而，也就能够从社会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调控，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既不在于是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在于要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要不要国有企业的存在，而在于是以资本为中心、为垄断资本服务，还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

一些人宣扬的“国家资本主义”论的逻辑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国家干预经济是为私有制和资本利益服务的，那么，政府干预再多，都属于“自由市场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无论政府干预多少，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西方国家扶持本国企业打入国际市场，就属于“自由市场制度”，如果是新兴市场国家扶持本国企业，就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典型的经济霸权主义逻辑。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并非毫无关联。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退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发展前途，以及如何科学对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列宁最早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视野。他认为，在小农占人口多数的条件下，不可能实行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一种积极、有益的经济成分，有利于增进广大人民的利益，包括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和租借制等具体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正因为如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带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对人民和国家有利的。可见，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方式，是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实践表明，一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形式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确立并不断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方向，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采取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等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发展和稳定、自主和开放的有机结合，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造福了全体中国人民，也为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毫不相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探索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创造出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决不会走什么“国家资本主义”的歧路；中国人民将坚定沿着这条已获得巨大成功的道路团结一心、奋勇向前，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