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礼立院士(左)在与学生交流。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供图
新丰江水电站,工力所在该水电站建设了我国首个强震动观测台。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供图
孙柏涛(右)和科考队员一起在整理地震灾害资料。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供图
2013年芦山发生地震,曲哲赶赴现场对农居进行振动测试。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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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开发预测评估地震灾害损失系统,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的一代代科研人,接力传承,为解决我国建筑抗震难题,持续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工力所怎么会在哈尔滨呢?”很多不了解工力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由于名字中有“中国”,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工力所”)应该在北京,极少与哈尔滨联系起来。
同样鲜为人知的,还有所里人的研究。在土木工程学科中,地震工程比较冷门。不过,工力所人说,这也有好处:能够安安静静地做学问。
“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
工力所一角,有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建筑,远看像一座老旧仓库,灰白的外墙墙皮已经脱落。走进去,满眼各式各样的建筑模型。有摩天大楼,也有普通居民楼,高高低低排列开来。边上,还放着一些脚手架。这里是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
办公房在实验室一侧,水泥地、旧书桌、铁栏窗户,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工力所研究员张敏政在对着电脑校对书稿。74岁的张敏政,头发花白,声音温和而有力。实验室建成时,他就在这里工作;退休10多年,他每天还来这儿。至今,他仍记得每一个模型的来历,以及无数个日夜里的一次次实验。
前一阵子,新版《中国防震减灾百科全书:地震工程学》出版了,足足有200多万字。这本书的出版,让该学科从此有了权威工具书。张敏政是编写负责人之一。他拿起茶杯,喝上一口水,然后凝望着窗外说:“总算了了一个心愿。”
路遇张敏政,所长孙柏涛总会上前问候,他说:“地震工程学科比较窄,社会关注度不高。建所至今近70年,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这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就是这样一位前辈。60年前,他就到工力所前身——中科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萌生了研究城市抗震的想法。然而,这个研究方向全世界都没有先例,这称得上是科学问题吗?
谢礼立一头扎进图书馆,搜遍了各种资料。他回忆起全所开讨论会的情形:首任所长刘恢先,闻讯特地走下病床,坐在椅子上,被人抬进会议室。刘所长发问严肃而尖锐,面对一个个抛来的问题,他对答如流。所里当即决定,增设城市抗震研究方向。
过去10年,最让孙柏涛引以为豪的是,带领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HAZ-China”的系统。“HAZ”是灾害的英文缩写,这个系统能预测和评估地震灾害的损失,也是城市和区域抗震理念的延伸。有了它,如何改造那些不符合抗震规范的建筑,就有了科学依据。
曲哲又忙又兴奋。这位工力所的年轻研究员从此走进了一片新天地:过去,建筑抗震的焦点在梁、板、柱、墙等构成的结构。地震来了,结构骨架没问题,房屋倒不了,可吊顶、门窗、水电管线等非结构件损坏严重,房屋在地震面前依旧很脆弱。他忙的是,研究非结构件有太多新问题;兴奋的是,离解决建筑抗震难题又进了一步。
曲哲只有30多岁,却已是工力所的科研骨干。研究建筑中非结构件的抗震问题,不但从单一结构扩展到整栋建筑,而且进一步拓展到城镇乃至更大范围。他与孙柏涛一样,在不同的层次上丰富了谢礼立构想的蓝图。
“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口气能做20个标准俯卧撑,谢礼立一点儿都不像82岁。刚分配到工力所时,所领导没有让他马上搞研究,而是让他锻炼动手能力。“那时我像个工匠。”他说。
工力所人做学问,并非只是在实验室与机械、图纸、公式打交道。去现场,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传统。每当有地震发生,这支“国家队”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除了参与指导烈度划分、评估地震损失、做安全鉴定和救援外,他们还要开展地震灾害的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搜集第一手资料。
1966年邢台地震后,谢礼立在现场待了3年。由于熟悉灾害情况,有现场工作经验,在周恩来总理视察时,虽然他那时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却与国内顶尖专家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给周总理汇报。
曲哲与地震工程的渊源开始于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到重灾区北川的考察经历,让他头一次体会到灾害的无情。这坚定了他研究工程抗震的信念。
就在那次考察中,他意识到了建筑薄弱层倒塌的危害,并着手开始相关研究。5年后芦山地震,非结构件的破坏暴露出另一个严重隐患,推动他关注非结构抗震的问题。
1996年包头地震之后,孙柏涛到过国内外绝大部分的破坏性地震现场。他直面生离死别,尝遍辛酸苦辣。他说,余生就像是赚回来的一样。至此,他只有一个念头:“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为了尽可能调查、搜集资料,在危楼里,在废墟中,孙柏涛和队员们冒着余震风险,高强度工作。在汶川,由于长时间顶着烈日,他和团队多人出现虚脱。
凭借丰富的现场经验,孙柏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房屋震坏了,不看图纸,就能八九不离十说出原因。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出现多处裂缝,准备拆除,他判断建筑主体结构完好,只需要有针对性地做些加固就好。这栋大楼至今仍在使用。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
谢礼立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不少还是国家级科学奖。可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做研究的初衷。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
上学时,谢礼立主修俄语,工作后开始学习英语,他收集来老所长和国外友人的通信,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独自坐在公园里,反复背诵。如今在所里,他的英语水平也是公认的好。
谢礼立是上海人,到哈尔滨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说,哈尔滨夏天凉爽,冬天屋里暖和,适合看书、做研究。
过去的半年,孙柏涛团队起草了两本有关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的规范。他当了10年所长,念念不忘的是科研,是对地震工程学科的理解。工作日难得空闲,一到周末,他就和学生们待在一起讨论问题。
一心为学的氛围吸引着曲哲。在日本求学时,他是日本建筑学会会长的得意门生,老师对他的学术水平大加赞赏。曲哲说,做科研有点像创业,不同在于,它有时是一个人在孤独求索。
曲哲乐在其中,也找到了与外界交流的办法。几年前,他做起了自媒体。他说,现在传播方式多样,要写好给少数同行看的科研文章,也要向老百姓说明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才能提高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
几阵寒风,凉意渐起,地处哈尔滨的工力所又将迎来白雪皑皑的冬季。但曲哲说,冬季的工力所,显得更加宁静、更加美丽。
保持那份执着的科研定力(记者手记)
为提高抗震能力,古代工匠们会在木塔中央,自上而下加入一根粗壮的“心柱”。正是有了这根“心柱”,一些古塔才得以屹立千年。而今,借鉴这一理念,一些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嵌入“心柱”结构,提升建筑的稳定性,且效果非凡。
面对时代的变迁、外界的诱惑,一个团队、一个机构想要保持定力,传承优良学风、作风,同样少不了有人充当“心柱”。他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声,没有耀眼的头衔,却在为我国科研大厦的安全稳定,默默抗压承重。工力所建所近70年,走在地震工程研究的前沿,得到业内的认可,靠的就是一代代“心柱”科研人的薪火相传。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才,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这样充当“心柱”的人才,他们值得全社会的尊重与呵护。
本版制图:蔡华伟
记者 喻思南
《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7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