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典藏 乐在其中

国图总馆南区。　　资料照片

王宝兴（国图典藏阅览部副研究馆员）

赵 前（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

刘庆财（国图参考咨询部研究馆员）

林世田（国图研究院研究馆员）

汤更生（国图研究馆员）

国图总馆北区中文图书阅览室。　　资料照片

核心阅读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一辈子跟书打交道的人比比皆是。多年来，一代代国图人围绕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目标，不弃微末、久久为功，默默付出智慧和力量。国图能成为馆藏近4000万册（件）的亚洲最大图书馆，成为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他们功不可没。

“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一辈子都不要离开书”

在国图工作意味着责任。这份责任既来自“国家”的高度和水准，也来自工作的特殊性。就古籍而言，国图收藏了中国历代典籍精华，《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敦煌遗书”，等等，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宝统统典藏于此，国图承担着赓续中华文脉的使命与职责。

“不容有失啊，不容有失。”古籍善本专家赵前在国图工作了42年，37年与古籍相伴。古籍善本是经过严格校勘、极少缺字讹误的文化精品，但时间的流逝会造成它们的毁损。温度、湿度、空气洁净度、紫外线含量等，都悄无声息地对古籍造成影响。

温度20摄氏度、湿度50%的古籍善本库房，让赵前最感亲切：这里每一部古籍善本都有几百上千岁，必须极其小心呵护。“水杯只能放在饮水处，阅览不准使用圆珠笔、钢笔记录……”十几条规矩，赵前脱口而出。

爱书敬书是国图传统。赵前之所以对古籍如此爱护，和老一辈的表率密不可分。有的古籍纸张发脆，打开一次就会掉纸屑。有一次，馆里的版本鉴定专家冀淑英要查阅一部寸纸寸金的宋版书。阅后冀先生洗净双手，回来发现阅览桌的红丝绒布上，多了一丝纸屑。冀淑英急忙起身，颤抖着把纸屑捡起来，神色凝重……

“冀先生多希望纸屑能重新回到书上。我感觉那种表情压根儿不像对古籍，更像对一位长者。我查阅古籍时都会轻拿轻放。时间长了，爱护古籍就像本能一样了。”赵前说。

“2007年，我们收购了加拿大华人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曾在国图古籍馆工作了20多年的林世田说，近代以来大批中华古籍流落海外，国家图书馆一直尽力访求。通过一代代专家努力，国图收藏的古籍特藏总数达300余万册（件）。同时，国图成为世界上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图书馆。

林世田说：“大学毕业时，导师对我说，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一辈子都不要离开书。结果我毕业分配到国图，一下子掉进书堆里。”

不同于一般文献，古籍还是文物，特别是善本古籍更珍贵。“国外做过试验，古籍每打开一次就会缩减60年寿命。”林世田说。因此必须通过影印出版、善本再造和数字化，使古籍化身千百，才能解决保护和使用之间的矛盾。

林世田在古籍馆工作期间参与了英国国家图书馆发起的“国际敦煌项目”，与英、法、俄、德、日、韩等国的同行们一起，把敦煌文献数字化成果发布到网上。“以前有人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为什么呢？当时我们条件有限，没办法去国外图书馆看敦煌文献原件，所以我们怎么也做不过国外。有了数字化，文献统一格式、统一标准、统一检索，全是高清大图，大大方便了学者研究使用。相当于把敦煌藏经洞搬上了网。”林世田说。

“长期跟文献磨合，工作才能得心应手”

你如果问在国图参考咨询部工作了35年的刘庆财什么时候最高兴，他一准儿告诉你：“读者找不到的资料，我们找到了，那时最高兴。”图书馆是知识宝库，但如果不知道宝藏藏于何处，很可能会身入宝山却空手而归。此时，就需要参考咨询部馆员的帮助。

大至国家建设规划，小至一张文物照片，只要读者提出需求，刘庆财和同事们都会竭力查找。时针拨回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山体崩塌、河流受阻，形成多个堰塞湖，下游百姓的焦急和忧虑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如何安全有效地破解堰塞湖难题？有关部门向国图发来求助，参考咨询部的馆员们紧急动员，反复检索全世界相关图书馆馆藏。他们发现相关资料后，赶紧通过馆际互借发出文献申请。拿到的资料，为解决堰塞湖难题及时提供了重要参考。

刘庆财心里也苦过。上世纪90年代，英语专业毕业后去外企并非难事。图书馆工作收入不高，不少人辞职。与刘庆财同期进入国图的10多人里，至今还在图书馆系统的只有3人，留在文献咨询岗位的只有刘庆财自己。“坚守一个领域不放松，总有一天能有所建树。”刘庆财说：“文献咨询工作依赖广泛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必须长期跟文献磨合，工作才能得心应手。”

“为人找书不易，为书找人更难。”曾在国图社会教育部工作、跟阅读推广打了15年交道的汤更生说，自己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策划的公开课、讲座一座难求，那种心里的高兴，可真带劲儿！”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图书馆界关于“藏”与“用”孰轻孰重，论证一直持续。即便是纸质书、电子书、数据库、口述史等多载体、多形态文献应搜尽搜，应藏尽藏，文献利用率和服务效能的提升也始终是大课题。图书馆是国家文明的宝库，在这里工作的馆员，既是寻宝人、护宝人，也是传宝人。如何充分发挥馆藏，让更多宝藏为人所知、为人所爱、为人所用，让更多读者在图书馆里发现自己的“新大陆”，这是汤更生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4年，“4·23世界读书日”让她找到了突破口。“世界读书日”是全球爱书人的节日，可以利用这个契机举办一场面向公众的活动，推广阅读，宣传图书馆，扩大读者面。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世界读书日”还不像现在这样为人们所知，信息传播尚不发达，一切要从零开始。但馆员们意气风发，说干就干，不但组织起近400人的图书朗诵和名家演讲等活动，还把“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请来为活动揭幕。

此后，每到“4·23”，全国各级图书馆也会举办阅读活动。国图的名家讲座连接学术大家与社会公众、国图公开课借鉴慕课推送线上课程、中国记忆展览系统整理影像文献资料……一场场活动、一个个项目，唤醒沉睡的藏书，激活典籍里的文字，让更多人投入阅读怀抱，爱上图书馆。

巧的是，汤更生丈夫的生日也是4月23日。每年这个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的汤更生，根本没时间张罗丈夫的生日，“我先生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嫁给阅读’的人。”

“他们不仅是读者，也是我的亲人”

在国图，有一位从事中文图书外借服务的馆员，熟悉的读者都称他王老师。王老师总是面带微笑，亲切和气，读者的提问再多，他也从来不会厌烦。许多老读者每次来馆除了看书借书，还会找他唠唠家常。“在我眼里，他们不仅是读者，也是我的亲人。”“王老师”名叫王宝兴，他说，“不管是谁，只要来馆，有困难我就帮。”

读者找不到书失落沮丧时，王宝兴第一时间找到备份本送过去；读者日常生活中有困难，王宝兴想方设法帮助；读者过生日，王宝兴总发去祝福短信……

国图藏书量巨大、借阅频繁，有时读者大老远来馆，却借不到想要的书，难免心里不愉快。王宝兴专门建立工作笔记，一条条追根溯源了解原因，再分门别类，总结归纳。如果书目还在编目或已被借走或送去修补，没有上架，王宝兴便记下读者的联系方式，并时刻跟进书籍状态。

曾经一套书由于数目太大，一直显示“文献加工中”，王宝兴坚持近4个月，才等到图书上架。当他打电话告诉读者书可借阅的时候，读者十分欣喜……这位读者到馆后，看到面前等待了4个月的书，像邂逅久别重逢的老友，非常激动，后来还专门写了表扬信。

王宝兴刚到国图工作时，连续几年的大年初一，都会看见一位老大爷来馆给中文外借组的同事们拜年。“老大爷那时候有70多岁了，一大早从昌平坐公交车过来，身上还背着编织袋，里面装着花生、瓜子，送给馆员们吃，一进馆满头大汗……”

原来，他为一家炼钢企业做技术顾问，经常来馆里查资料，中文外借组的同事们为他找了好多书和资料，通过阅读与研究，大爷申请了与直接还原铁有关的多项国家专利，所以非常感激。从那时起，深受感动的王宝兴便下定决心，“我要把读者当亲人。”

“藏书、读者和馆员，这是图书馆工作三要素，馆员就是藏书与读者的桥梁。这座桥坚固与否、宽阔与否，决定了知识能否顺利抵达读者。”刘庆财说，“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正是通过图书馆员实现的。一辈子努力做好这一件事，我们就是幸福的人。”

忠于选择 笃定坚守（记者手记）

采访国图专家们，记者始终被他们脸上飞扬的神采所吸引。谈起一辈子的工作，他们表情生动，眼含光芒，仿佛有数不清的话要说。岗位上的点滴就像发生在昨天，新奇、鲜活、清晰。专家们待工作若待爱人，心坚贞而纯洁，情真挚而热忱。

他们的工作，也是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国之大业。长期研究一个领域，他们成为术业有专攻的行家；亲切对待每个读者，他们赢得社会公众的赞誉。人一生能与这样的工作紧密相连，幸甚至哉！他们工作不为褒奖赞誉，只为安放内心的选择和真情。他们的人生启示我们：不管时代激流如何奔涌，坚守自己的岗位，一步步进取，一点点成长，同心同行，就能行稳致远，造福社会。（人民日报记者 张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