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当下,新主流大片无疑是重要的推动者。这类影片发轫于2010年前后,最初是逐渐北进的“港味”美学与内地家国叙事的“主旋律”对接而成的电影,如《建国大业》(2009)《十月围城》(2010)等。在之后的发展中,新主流大片的方阵不断扩充,涌现出《智取威虎山》(2015)、《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系列(2015-2017)、《建军大业》(2017)、《红海行动》(2018)、《流浪地球》(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中国机长》(2019)等影片。2020年,又有《夺冠》《我和我的家乡》等作品面世,新主流大片在中国影坛再次彰显了在场。
家国话语表达的深度与多元
家国话语表达,是国产电影特别是主旋律电影的重要命题,几代中国电影人对此都进行过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较大的美学成就。然而,新世纪之前中国电影中的家国表达,始终进行的是“牺牲”“奋斗”“奉献”“忠诚”这类常规表达,塑造人物也一般对准群体。这是十分必要的。但长此以往,使家国叙事部分地流于表面、单一和概念化,某种程度上缺失了艺术感染力。
新主流大片中的家国叙事,一般不再直接进行以往的常规表达,而更多地从人性深度来呈现家国话语体系的多元性和深度。如《湄公河行动》表现我公安特警在海外缉拿杀害中国船民的凶手,体现了国家层面对被害同胞生命的珍视;《红海行动》将笔墨重点放在我海军陆战队对深陷战俘营的同胞的全力救助上,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公民个体生命的关注;《中国机长》主要凸显危机发生后,从机组到地勤乃至整个中国民航系统对旅客生命的尊重。这种将以人为本、尊重个体生命作为主体表达的家国叙事,突破了以往的常规性诠释。其他影片如《流浪地球》等将人类共享价值与中国传统、中国现实、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进行对接,体现出浓郁的本土情怀;还有《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对“青春中国”的诠释等,都是新主流大片对家国叙事进行多元化表达的呈现。
这些新主流大片在塑造人物时也不再聚焦概念化的群体,而是着力表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在艺术性和观赏性上均有较大的提升。如《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中的人物都很鲜活,洋溢着青春的激情,张扬着强烈的个性;《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中的主人公,具有英雄气魄,性格丰富而立体;《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我和我的家乡》等影片更是走近了诸多生命个体,关注个体的情感状态和生命状态,获得了更深刻的人文价值。也正由于新主流大片关注鲜活的生命个体,共情每一个人的命运,因此与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
类型书写与反同质化
新主流大片之前的国产主旋律电影,基本上与类型书写绝缘,家国叙事在大部分情况下与类型美学分立。主旋律电影之外的商业大片则相对远离家国叙事,且一度陷入古装武侠的同质化漩涡。新主流大片的出现,使国产电影的这种状况得以改观。
将类型美学与家国叙事进行对接,是新主流大片最早的显现,也是主旋律电影取得突破的基点。自《建国大业》《十月围城》等影片开始,新主流大片主要将动作与战争类型和家国叙事进行嫁接,极大地提升了主旋律电影的观赏性,至《红海行动》,这种对接达到了某种极致,新主流大片因此创下票房奇迹,同时也使国产电影的反同质化努力取得了较大成就。《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一反之前古装武侠类型的同质化,在枪战、动作等方面力求创新,《战狼2》中的水下搏斗、坦克大战,《湄公河行动》中的商场突袭战等,都极富新意。
在以动作、战争类型作为主体的同时,新主流大片还努力拓展其他类型与家国叙事的对接。如《我和我的家乡》将电影的另一主要类型——喜剧,与乡村脱贫攻坚这一家国叙事进行对接。《流浪地球》的主体类型为面向未来的科幻类型,影片致力于“硬科幻”书写,设计出“地下城”世界、略带荒芜且复杂的地表世界、飞船及太空空间等各类“异质空间”,较为全面地呈现出科幻世界。《烈火英雄》(2019)、《中国机长》则以灾难作为主类型进行营造,特别是《烈火英雄》以高科技特技展现出大型救火现场、爆炸和滔天火浪等场景,给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攀登者》也营造出了较为少见的登山类型。
新主流大片的类型书写和创新,不仅较大地提升了主旋律电影的观赏价值,更整体上助推了国产类型电影的美学提升。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这些电影,主流价值观和家国叙事在大众中重新获得认同。新主流大片也使部分国产电影走出同质化泥沼,不断完成类型创新,实现了美学品质的升级。
重工业制作模式与先进的产业水准
除了以上的美学特征,新主流大片还拥有重工业制作模式的产业特征。具体表现为:在人才方面,整合全球华语电影界最为优秀的专业团队进行创作与宣发;在摄制营销方面,以精工细作的工业化制片流程进行精良制作和现代化营销;在资本运作方面,整合各方资本,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均投入巨资。
因此,新主流大片在高科技应用、特技制作、演出阵容和宣发营销等方面,都走在国产片的前列,代表着国产电影最先进的产业水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影片还在此基础上开辟了另一种制作模式——整合优秀团队进行集锦式创作,这不仅是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的体现,更是对新主流大片重工业模式的丰富和补充。
新主流大片在中国影坛已经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美学层面已经发展成熟并不断创新,成就了对家国叙事的新表达;在产业层面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工业模式,助推了中国电影体制的现代化创新。此外,随着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强烈诉求,新主流大片今后的发展也必将引发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年10月23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