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进步事业的光荣战士

　　抗战期间，波兰医生傅拉都启程赴湖南开展救治工作。

　　匈牙利医生沈恩。　　资料图片

　　1994年，倪慧如（左）拜访白乐夫夫妇。　　邹宁远摄

　　1999年，刘祺宝和孟威廉在交谈。　　刘祺宝供图

　　2015年，援华医疗队部分后裔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前留影。　　邹宁远摄

1936—1945年间，波兰、保加利亚、德国、罗马尼亚等国的多位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救治伤员、防治疫病、培训医护人员，全心全意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及其后裔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建设发展，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仍在延续

傅拉都

中国的经历是一生的骄傲

本报驻波兰记者于洋

“我的父亲是一个怀揣崇高理想和信念的人。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艰苦岁月里，我的父亲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中国的经历是他一生的骄傲。”波兰医生傅拉都的儿子尤雷克·傅拉都说。

斯坦尼斯瓦夫·傅拉都1910年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上世纪30年代，他在法国加入左派组织，后又参加波兰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傅拉都毅然参加了由各国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援助当地人民反对国内反动保守势力的革命战争。1939年8月，傅拉都与其他几位国际纵队战友一起奔赴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尤雷克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父亲他们是去了需要他们的地方。”

几个月后，傅拉都等人在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人宋庆龄的安排下，几经辗转，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他和其他外国医生努力适应环境，抓紧时间学习汉语，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他们和中国的医务人员一样，吃的是糙米，住的是草房。

在华期间，傅拉都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顾问，担任卫生勤务指导员，后率队奔赴湖南、湖北等地，积极救护伤病员。为了壮大救护力量，他在湖南湘阴沙田坪办起一个军医训练班，指导了不少医疗救护专业的中国学员。在前线，傅拉都受到官兵们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父亲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深厚的情谊。”尤雷克说。1940年，傅拉都在重庆拜访了周恩来，提出想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周恩来说，只要是在中国，在哪里都是一样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尽管没能去西北参加抗战，傅拉都经常把外国医生们募集到的医疗器材和药品通过各种渠道送给八路军。

抗战胜利后，傅拉都回到波兰。1957年，他出任波兰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携家眷重返中国。驻华7年间，他到访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一次乘火车出差路过湖南株洲、衡阳，他忍不住热泪盈眶：“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几乎都有我的足迹。”

201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其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

“习近平主席提到我父亲的名字，让我们非常感动。”回忆过往，尤雷克说，父辈与中国人民之间饱满而深沉的情谊仍然在当下延续着。“二战已经结束75年了，身处和平时代的人们不应忘记战争的残酷，更不应蓄意挑起对立和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不愧对先辈，才能为后代负责。”

沈恩

父亲的正确选择

本报驻德国记者花放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并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父亲做了非常正确的选择。”今年72岁的约瑟夫·索莫吉这样评价他的父亲沈恩。

沈恩出生在匈牙利塞格德市的一个犹太家庭。面对当时匈牙利国内的反犹主义，沈恩前往意大利博洛尼亚求学。取得医学学位后，他回国加入了当时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憧憬着迎来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沈恩加入了一支由世界各地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并在此期间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恩又响应由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成立的国际医药援华委员会号召，于1939年抵达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开始辗转于多个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与中国军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沈恩的小儿子彼得·索莫吉回忆起父亲对他讲述的中国经历。在中国期间，沈恩与其他援华外国医生分赴前线，全力救治伤员，推广疫苗注射，开展医疗培训。除了诊治受伤战士，他们还尽力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一次，沈恩通过小手术割开了一位村民长在眼上的疖子，帮助这位村民重见光明。“父亲的医术得到了中国乡亲们的肯定，他感到十分欣慰。”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恩继续留在中国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其间还在上海迎娶了他的中国妻子。直到1947年，沈恩才和妻子双双返回故乡匈牙利。约瑟夫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充满了中国元素。父母带回了很多中国工艺品，墙壁上悬挂着传统丝绸刺绣，展示柜中摆放着珐琅彩花瓶、中式帆船以及表现中国神话形象的雕刻工艺品……

2019年，约瑟夫来到了父亲曾战斗过的贵阳图云关。在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副碑上，他找到了父亲的名字，感慨万千：“好像父亲还活着，心中涌起许多有关父亲的回忆。真心感谢中国人民为纪念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修建的这座纪念碑！”

追随着父亲的脚步，约瑟夫也成了一名医生。虽然难以想象父亲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但他认为，如果自己面临当时的场景，他会做出和父亲同样的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

甘扬道

在战地救护中的创新

本报记者任皓宇

1994年，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倪慧如第一次见到甘扬道医生。老人身材魁梧，灰白的头发下是一双睿智的大眼睛。谈起多年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经历，他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

1910年，甘扬道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农民家庭。25岁时，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索非亚大学医科专业学习，成为一名医生。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放弃了安稳的生活，去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投身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战斗。1939年8月，在国际医药援华委员会的组织下，他前往中国参加抗战。

在中国，甘扬道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带领医疗队巡回在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开始了长达6年的战地救护工作。战地抢救伤兵，分秒必争，甘扬道也因此学会一口带点湖南口音的中国话。前线条件艰苦，甘扬道为了改善卫生状况进行了许多创新。旅美科学家夫妇邹宁远、倪慧如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介绍了他当时的“发明”，“我们用竹子搭淋浴槽，太阳晒暖的水，流经竹筒子，接到淋浴槽，让病人享受温水浴”。

1940年，燕京大学护理系学生张荪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只身来到图云关参与战地救护工作。在图云关，甘扬道与张荪芬相识相爱。空闲时，他们经常和其他外国医生一起，唱着歌，一路走到贵阳城里听京剧。1942年，两人在图云关结婚，新房是借来的草棚。张荪芬说：“那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我们在红十字会不是去享受的”。1943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云南降生，取名保中，后来又有了二儿子，取名保华。他们希望孩子们永远记得，自己是保加利亚人，也是中国人。

1945年，甘扬道夫妇回到保加利亚。此后，甘扬道在医学院任教，经常作报告介绍中国，还为斯诺的《西行漫记》保文版撰写前言。张荪芬则一直在索非亚大学执教中文，亲自编纂了第一本保中、中保字典。1983年，夫妇两人应邀访问中国，甘扬道将自己珍藏40余年的几百张照片捐献给中国。在访问延安时，他说：“我终于来到了延安，40多年前的愿望实现了。”

回到保加利亚的甘扬道，仍然保留了很多在中国养成的习惯。“我从我母亲那里学会了做‘保加利亚式中国菜’，我的家人都很喜欢中餐。虽然母亲已经去世了，但现在我们仍会在家中做那些年母亲教的中国菜。”甘保中说。

2015年，甘保中再次回到贵阳图云关，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暨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活动。重返故地，甘保中感叹道：“1989年我曾来过一次贵阳。这次来，贵阳的变化太大了。城市变大变漂亮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了很多。”

回忆父亲参与中国抗战的经历，甘保中十分感慨：“世界在发展，在前进，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战争，尽一切可能来追求和平，只有和平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8日   第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