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创新有法可依：提供政策支持 提高准入标准

8月18日，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文荣医院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陆续有市民前来接种国产二价宫颈癌疫苗。 　　胡扬辉摄（人民视觉）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大药品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

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不久前，在广东深圳坪山区举办的首届大湾区疫苗峰会上，与会专家指出，作为科技创新的结晶，疫苗以其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主动免疫的特性，被视为应对疫病流行的“最后解决方案”。对于不断变异的病毒，加速疫苗创新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的应对之方。

加强疫苗质量管理，引导产业有序发展

预防是最好的健康策略。扩大疫苗使用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寿命。新中国初期，人们的期望寿命是35岁，现在达到了77岁以上，疫苗接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中国通过实施免疫规划政策，有效控制了疫苗针对性传染病，保护了人民群众健康，节约了大量医疗成本，显著降低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也为国际控制相关疾病树立了典范。

可以说，免疫规划工作是中国卫生健康事业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广泛的工作之一，是儿童健康的基本保障，也是预防控制乃至消灭相关传染病的有效手段。“通过接种疫苗，我们成功地消灭了天花，青少年儿童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麻疹等多种疫苗针对性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也都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二级巡视员崔钢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辰认为，疫苗是人类所创造和发明的特殊科技产品，在传染病防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历次传染病的流行和疫苗所发挥的作用上，看到了它对于人类发展、生存和健康的重大价值。”他说。

去年12月《疫苗管理法》正式施行，对于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加强疫苗质量管理、逐步引导落后产品退出并引导产业有序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定；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2020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为创新疫苗的加速审批上市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投入”，被作为应对疫情常态化防控的举措写进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行业相关标准的出台与立法的推进，标志着中国疫苗行业以及公共卫生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卡脖子”背后是“卡脑子”的问题

对于疫苗创新，孟庆跃有3个不太舒服的印象：疫苗和创新在公共政策的讨论和研究中显示度不高，对疫苗的经济特性和社会特性的研究不够，疫苗创新缺乏多角度的理解和关注。

除此之外，疫苗创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障碍。包括疫苗行业在内，“中国面临许多‘卡脖子’的问题，背后是‘卡脑子’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卡脖子”是指中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遇到的核心技术瓶颈，而“卡脑子”则是指欠缺提出颠覆性科技变革的能力。

“推进疫苗创新和大众健康，必须有改革开放的思想，才能在创新基础上作出创造性成果。”高福说。

跟一般药品不同，疫苗有正外部性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表示，疫苗跟一般药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有正外部性。一个人接种了疫苗，不发病，给更多人、给社会带来了安全，这个安全就是外部性，因此可以说，生命的价值有多高，疫苗的价值就有多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董晨表示，疫苗是免疫学的起点，实际上疫苗在不断促进免疫学的发展，而免疫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疫苗的发展。

“对于疫苗来说，我们的获得性免疫应答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体液免疫，肌体能够产生抗体；第二个是T细胞的免疫应答，称之为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是我们应对病毒的两个法宝——实际上也是疫苗设计的科学基础。”董晨说，“因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都有免疫记忆，有免疫记忆，我们就可以研发疫苗，使人体及早得到预防，在微生物还没有进入我们体内就产生强大的免疫力。”

基于上述免疫学原理，好的疫苗首先是安全的，其次是能够保护肌体。如果达不到这两个条件，就不是好的、有效的疫苗。

推进机制创新，提升公众接种意愿

李斌表示，要大力宣传疫苗对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全民健康，保障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坚持国家免疫规划策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围绕这个主题，我们要坚持依法依规，加速疫苗创新。

“疫苗创新不单是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还涉及机制的创新。”中国疫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首席专家王华庆说，一个疫苗能不能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主要有三方面因素：疾病因素，包括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死亡率、发生率、住院率等；疫苗因素，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必备的条件，此外还包括疫苗能不能足量的供应，价格是不是能接受；能力因素，包括接种能力、服务能力、冷藏储运能力、监测能力。

有专家提出，可以在疫苗支付机制上进一步创新，使得公众接种的意愿和可及性提高，从而使健康效益更大化。“支付机制包括支付水平、支付多少、谁来支付、如何支付的问题。”孟庆跃说，“一定要让成本信息透明化，要让疫苗产品的研发、生产、管理使用者‘有利可图’。”

业内人士指出，现在医疗保险机构对预防性的服务、产品是不包含在内的，这不是医保机构的问题，是更高层次的国家卫生筹资制度的问题。“所以要从更高层面上，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从筹资上进行整合，只有筹资渠道的整合，才能带来服务的整合。”孟庆跃说。

本报记者 熊 建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09月22日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