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海归工作者： 守住家门口就是守护乡亲

张其幸（左一）与同事在一起。

魏豪（左一）把口罩送给未戴口罩的居民。

朱蓉（左二）与同事在一起对余桥村居民做摸底排查。

侯晓露（右一）向太湖路社区居民讲解疫情防控要点。

疫情防控中，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考验的是责任、担当和勇气。

身处联防联控的末端，承担着直面潜在感染风险的压力，基层社会工作者挺身而出，守住家门口、护好父老乡亲。

做好基层防疫工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看到无数的民警、镇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夜以继日、迎难而上，为的是织密织牢疫情防控保护网，守卫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

在基层的社会工作者中，自然也少不了海归。“村官”、民警……他们虽工作岗位不同，但选择是相同的——回国后投身基层，将根深深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4位身处基层一线的海归，且听他们的战“疫”的故事。

民警排查除隐患——病毒虽不是刀枪，危险却丝毫不低

2月29日凌晨4点，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华路派出所民警张其幸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早已是工作常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和同事要帮助中华路附近的社区做好基层防控工作。

中华路地处老城区，小区内中老年居民占多数，疫情防控期间，仍有个别居民对病毒防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让张其幸时常觉得无奈。

前几天，社区内就有位60多岁的大叔，跟家里人闹了别扭后“一气之下”决定“翻出”全封闭的小区，自己出去找住处。没承想，他还真找到了“翻出”小区的办法。

“小区里常有那种蓝色的隔离防护铁皮墙，有时因地面本身不够平整，下面可能就会有露出口子的地方，这个大叔就是从铁皮墙下面钻出去的。”高仅有40厘米左右、宽不过1米，在这么一个缺口遇到了“负气出走”的大叔，张其幸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人出来了，就得给劝回去。“可大叔还在气头上，说自己‘四海为家’，我就陪着他走。”大叔年轻时候伤到了腿，走路跛脚，速度比常人慢许多，张其幸就跟着他，边走边劝，直到大叔回到了居住的小区。

以往与同事打击违法犯罪，现在张其幸有了新的敌人——病毒不像刀枪，能被肉眼看到，但危险程度却一点也不低。

2014年，正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读大三的张其幸申请前往英国阿尔斯特大学留学，攻读外国刑事司法学。2016年，他考入武汉市公安局，圆了自己的“警察梦”。

这位“90后”警官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就在3年前，张其幸在武汉街头勇斗持刀歹徒，在腹部被划出一道大口子的情况下，仍与同事合力将歹徒制服。20厘米长的伤口，缝了22针。但当记者问起时，他却已不想多谈，“要是放到现在，我既能制服歹徒，也能保护好自己。这本身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谁都会这样做。”

大年初三，所里紧急通知已在浙江温州老家过年的张其幸返岗工作。飞机、火车都已停航、停驶，那天，他借了辆车，自驾开回武汉。

让他没想到的是，车入湖北省内，当隔离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得知张其幸是返鄂参与一线防疫工作的警官时，不仅连声道谢，还反复叮嘱他做好个人防护。

“快喝口水吧。真的辛苦你们了，一定注意安全！”说着，隔离站的检查人员将矿泉水从车窗递给了张其幸。

这水不热，喝着却暖暖的。

下沉到社区——“将心比心”才能彼此信任

对于在青岛市市南区政府软件及动漫产业发展中心工作的侯晓露来说，这是她第一次下沉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市南区政府机关的所有部门都已下沉到街道，每个部门出一半左右的工作人员，八大湖街道的开放式小区太湖路社区由侯晓露负责。

从澳大利亚南澳州福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进入区政府工作，侯晓露主要负责对接包含海外人才在内的软件类高端人才引进工作。对社区工作并不十分熟悉的客观情况，意味着新的挑战，工作要求她迅速转换角色，克服困难，加入基层疫情防控的队伍。

70多岁的袁大爷，老伴过世、家里雇的护工年前已离开，孩子在外地由于道路封闭无法赶回青岛，这些是侯晓露在社区摸排中掌握的情况。老人出门不便也不安全，侯晓露便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买好粮油蔬菜，给老人送到家门口。

“你们这咋上来了！”面对一手拎着油、一手提着菜的社区工作人员，袁大爷又惊又喜，推脱了好一阵，才终于答应收下社区送来的补给品。

“对待辖区内的居民，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防控工作。”这是侯晓露实实在在的体会。换位，设身处地地为居民思考，彼此间才会有更多理解与信任。

社区内疫情防控工作刚开始时，并不像侯晓露想象中的那样顺利。

“下沉到社区第1周的时候，特别难做工作，因为我们跟居民不认识，居民也不相信我们。”回想当时的情景，侯晓露难掩苦笑。

面对社区里跳着广场舞的大妈、凑在一起围着小桌子下棋打扑克的大叔，侯晓露跟同事们一拨一拨、苦口婆心地劝导，让大家别聚集、少扎堆，“回家待着才最安全！”这话，已经不记得说了多少遍。

留洋“村官”抓防控——“我们的工作是‘保姆式’的”

在江苏常州溧阳市竹箦镇余桥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蓉与婆婆的居住地只有六七公里，开车十几分钟。但这段路，却隔着手机屏幕被拉长很远。

余桥村临近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是一个拥有近3700名村民的集镇村，企业众多。江苏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余桥村立即摸排了14个自然村，设立13个进出卡口，对村里每一户人家做摸底排查，特别是过年前从外地返回的村民和外来承租户。

“大致算算，基本上每天都得走两三万步。”朱蓉说。从外地回来正居家隔离的村民，朱蓉得每天上门测量体温、跟踪督查；微信群里，不定时视频或位置共享居家隔离人员的情况，及时发布地方政府的通告信息；为减少村民外出，还得代买物资，按需送货上门。这一趟一趟下来，朱蓉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

“抗击疫情期间，我们的工作是‘保姆式’的。每位村民遇到的实际问题可能都不一样，我们都尽可能地予以满足。”她说。

“咱们朱书记，是留过洋回来的高材生呐。”村里的不少人谈起朱蓉都会这样说。

2007年从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毕业回国后，朱蓉决定报考“村官”，这个决定在当时曾让不少她的朋友感到不解。“我就是溧阳人，要是能为家乡做点事，我很开心。”考试顺利通过，朱蓉在基层扎下了根，这一晃就是13年。

每天参与疫情防控排查，接触人员众多，确实有潜在的感染风险，朱蓉心里也没底。想了想，她索性将12岁的儿子送到了婆婆家，丈夫跟儿子在一起，她自己在家隔离。1个多月，每天就通过视频看看孩子。

复工复产企业逐渐增多，外地返回的务工人员也日益增加，这让朱蓉跟同事们时刻绷紧着“防疫、复工两不误”这根弦。“一旦进入村里的道口，就会有专人做人员登记，上下班的人需要有企业开具的复工证明，我们再对其发放通行证。若是车辆，不仅要登记姓名，甚至要确认车中有几人，以免‘空车出去，满车归来’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众志成城，将疫情防控的每个环节做实做细，才有了余桥村截至目前无一例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局面。大喇叭、无人机……传统方式与高科技都用上，父老乡亲们理解朱蓉及其同事走街串巷的苦心，“村民们都很配合、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份理解，就是我们一起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大的底气！”朱蓉说。

辅警守好省道口——送不出去的口罩让他欣喜

从大年初二到现在，魏豪的泡面已经吃了1个多月了。晚上能回所里吃顿正常的饭，其它时间，泡面就是最惯常的食物，方便、省时。这段时间，他与同事们基本都是这样解决三餐。“这泡面啊，可算是吃顶了！”他笑着说。

车停、测量车内人员体温、进行往来登记、酒精消杀、予以放行……这是魏豪每天的工作。2010年曾前往日本兵库县三木市深造的他，现在是湖北丹江口市公安局三官殿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他的任务是在省道卡点执勤，负责引导行人、检查车辆。

晚上6时到9时是魏豪的休息时间，从早上8时开始，他一直在省道关卡上工作。很快，到了晚9时整，他要再次接班上岗。好在后半夜卡口基本没有往来车辆，魏豪可以与同事轮流在车里眯一会儿。

“现在啊，沾枕头就能睡着。”他又笑了。

辛苦是真的，但电话那头的魏豪丝毫不觉得苦。“基层疫情防控工作繁重又人手紧缺，我们大家都是在岗位上认真做好自己的事，习惯了，没啥累的。”

魏豪有随身多带几个口罩的习惯。刚到达卡点执勤的时候，他偶尔会碰到出门没有戴口罩的大爷大妈，有的是思想上不重视，还有的是确实买不到口罩。魏豪看着心疼，便总是多揣几个，见到没有口罩的居民就送一个。

“刚开始，我身上带着七八个口罩，一天也就送完了。”

“后来，带着四五个，还能留下一两个富余。”

“很快，明显感觉出大家都重视起来了。我带着四五个口罩出去执勤，但一个也送不出去。”

这送不出去的口罩让魏豪心里高兴，来来往往的居民对于疫情防控打心眼里重视，他的工作便更容易开展。守护安全这件事儿，缺了谁也不行。

“我们平常大多数时间就是跟群众打交道，解决邻里纠纷。乡里乡亲的，那些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对老百姓而言却是大事。矛盾解决了，大家重归于好、握手言和，这就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魏豪说，邻里街坊开心了，就说明自己的工作做到位了。

本报记者 孙亚慧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03月04日   第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