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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大陆行特稿:离开网络的日子

来源:  亚太通讯社 亚太中文电视台   日期:2018-10-24 19:32:13  点击: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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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突然断网了。面对空白的手机屏幕,他发现:不知要做些什么,不知能做些什么。
   亚太通讯社 亚太中文电视台(首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大陆行特约报道 责任编辑 王鹏、吴晨光)1992年1月20日,深圳国贸大厦。在如雷的欢声中,88岁的邓小平登上大厦49层的旋转餐厅,发表了广东视察中最具分量的话:
   “只要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国贸大厦受到员工们的热烈欢迎。梁伯权 摄
   一个多月后,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讲话由《深圳特区报》刊出,“东方风来满眼春”传遍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成了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个全新主题词。
   大约一年后,金山科技的雷军被朋友带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所有间名为Internet的机房。机房内古拙的电脑屏上,Unix操作系统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时年24岁的雷军第一次有了“网”的概念。而在25年后,他领导的小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2770亿港币,靠的就是互联网。
   就在这间机房,1994年4月20日,中国大陆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实现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成为世界上第77个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互联网的接入,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但在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网络即将爆发出来的无所不在、排山倒海但又润物无声的能量。
   壹
   1990年代中期,在城市家庭的客厅里,电视机依旧是最核心的信息窗口。
   央视的台标还是蓝绿色,最受欢迎的节目,是周末二套的《正大综艺》和周二晚上的《曲苑杂坛》。
   节目间隙,周润发深情演绎着洗发水的广告,李连杰挥舞刀剑代言着步步高VCD。
   每家每户的茶几上,几乎都有一份《中国电视报》。
   有孩子在电视上点播《猫和老鼠》花掉几百元话费,被父母追打。他们对文曲星上《英雄坛说》的痴迷,不亚于当下的“吃鸡”游戏。
   电视之外的娱乐和信息获取,则来自报纸和书籍。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正在崛起;山东日照,一个普通地级市图书馆一天的进出人次,高达1.6万人。小城的中学生,在街边书店读到了人生中第一本《丁丁历险记》和《机器猫》。
   人们之间的通讯,则停留在BP机和电话上。当时的手提电话“大哥大”——如同半块砖头一样的体积,售价超过2万元。有人计算,如果加上入网费和预存话费,花费将近2.8万元,在今天能买下4部苹果X手机。
   所以,人与人的联络,总要慢上几拍。
   校园里,学生们热衷于结交笔友,他们记录杂志里的交友信息,寄出信件,倾诉烦恼。几番往来,总有人在结尾写道:下次能寄一张你的近照么?
   直到1990年代末,很多大学班级依然会分配一个信箱。老家寄来的汇款单的附言上,还会写上几句天冷加衣的叮嘱。
   广播里播放着李春波的《一封家书》。1995年,中国个人信函数量达到79.6亿件,到1999年仍不低于70亿件。
   毕业前,年轻人端出纪念册、同学录。他们紧握钢笔,用隽秀的字体,写下歌与诗。
   那个年代,每一次分别与重聚,都需漫长的等待。返乡前,丈夫们卖力蹬着自行车,后座的妻子抱着孩子。为到火车站买票,他们往往骑行十几公里。
   每逢节假日,很多城市只售3天内的火车票。即便售票员加速出票,一天也只能卖出三四千张。
   北京街头,跑着黄色面的,能装五六个人。10公里以内为起步价,之后每多一公里加1元。很便宜,但需在街边等待。市政府希望“一招手能停5辆出租车”,但没有大数据指挥的调度,这只是一个梦想。
   城市里初来乍到的人们,要么依靠亲朋好友指路,要么有单位指派的车辆。高速公路的路口,有人举着“收费指路”的牌子。更多人在烈日下四处询问,又担心遇到骗子。
   1997年,北京的丽华快餐做起外卖。他们定了20部对讲机,1部8000元。但因为送餐太慢,投诉不断。即便麦当劳的麦乐送、肯德基的宅急送,也做不到30分钟送达。那些黄色衣衫上印着袋鼠图案的送餐小哥,还奔跑在时代的遥远之处……
   那一年,中国大陆只有62万网民。虽然1998年底,这个数字飙升至210万,但互联网仍未触及日常生活。
   贰
   所幸,时代的脚步越来越快,互联网巨浪开始冲刷中国。
   1996年5月,北京中关村南大街上的行人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距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向北1500米是一家名叫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中文菜单访问Internet,阅读电子报纸,收发邮件或玩游戏。
上世纪 90年代,人们使用“286”电脑场景。
   费用是每小时12元,用邮件传文件再加6元。1996年,只有6000人成为“瀛海威时空”的注册用户。虽然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人人都认真地握紧鼠标,就像握紧一个新的时代。
   1997年10月,中国男足兵败金州,网友王峻涛在四通利方论坛的体育沙龙上,发表了著名的《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文章48小时后点击量已达数万,后来被《南方周末》全文转载,间接促成了新浪的诞生。
   门户时代到来,新浪、搜狐、网易相继成立。人们意识到,除了报纸,还可以通过电脑看新闻——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第一印象是“快速、海量”。天涯社区也在1999年3月1日上线,人们开始在上面沟通、交流、争吵。天涯咫尺,一下子变成现实。
   1999年9月,有人发起“72小时网络生存”活动。主办方是个名叫“梦想家”的网站,为每人分别提供1500元现金和电子货币,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只依靠一台电脑购买生活必需品。
   他们只想知道,下一步,中国能在互联网上得到什么。这个梦想,吸引了五千位网民报名,近万人投票。
   当时,北京、上海和广州,只有几家商店拥有网页,店家却对网络订单爱搭不理。
   有挑战者突发眼疾,在网上写下求救信,靠网友买药渡过了难关。一位无线电专业的学生,对上网一无所知,一夜未睡只想搞懂windows95的操作方法,最终在饥饿劳顿中宣布退出。此前,网友们曾策划为他送饭,监控室里的医生已经做好了救援准备。
   彼时的网购,更像是邮购。商家最后总是提示,留下电话号码以便人工联系。有人发现,网上除了永和豆浆,什么都买不到,夜里只得卸下窗帘御寒。各地的物流速度,远无法满足需求。有人挨了两天的冻,才通过“特快专递”买到了被子。
   3天里,活动的赞助商、电商网站8848 的销量增长了10倍,达到数千单。但最后只有11个人拿到了货物。上海的网购需要用借记卡,广州的货款划不过来。有人手中的电子货币“一分钱也没花掉”,唯一成交的一笔,商家上门时,仍坚持现金交易。
   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做俯卧撑,从桌子蹦到地上,对着镜头搞怪。活动结束后,心理医生对4名“幸存者”进行测试,发现他们都有因情绪激动导致的焦虑、头昏、眼花等不适症状。
   有记者写下《目击鲁滨逊网上漂流》的稿件。因为网络故障,拍摄的照片就是无法通过邮件传到南京的报社。
   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试验就这样结束了。19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这个活动时,会觉得它的失败显而易见——硬件设施跟不上,移动化没有跟上。这就如同为什么PC门户没有击败纸媒,而当移动大潮到来时,传统媒体被摧枯拉朽一样。
   但不要着急,全民网络生活时代就要到来了。
   叁
   1999年12月18日,北京海淀的电子卖场海龙大厦开业。
   人潮汹涌,拿货的商贩想从东门穿过西门,需要挤一刻钟。顾客连电梯都挤不上,楼梯间也有人排队。路边打起横幅:伴你走进信息时代。
   周末,人们涌入中关村和华强北,寻找攒机的内存条。中学生们开始讨论 “谁会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央视的广告中,悄然多了联想的1+1天琴电脑。1998年3月份,这款电脑卖掉了15万台。开始有媒体发问:家用电脑离你还有多远?2000年,中国人一共买下了620万台台式电脑。
   电脑的普及,无疑让互联网拥有了深厚的生长土壤。
   新浪邀请两会提问过朱镕基的女记者吴小莉来聊天室。成千上万网友慕名而来,挤垮了唯一的服务器。技术员大汗淋漓,网友们失望而归。
   很快,网络替代了书信传情。此前,一款名叫OICQ的聊天软件问世。人们发现,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如此直接。
    在上网的拨号音里,人们期待着与陌生人“哥哥还是妹妹”的问候。网吧包夜时间,收银台前排起长队,人们聊到深夜,趴在键盘上睡着。
   2001年,搜狐、新浪与网易争抢冠名各地的网吧,把网吧的墙上、机箱甚至鼠标垫都印上logo。
2001年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
   网吧里,人们热衷于一款叫做《热血传奇》的韩国游戏。2002年11月,游戏的在线人数突破65万,注册数7000万,几乎每个中国网民都在玩它。
   中国的中小城市,有八成以上的网民通过网吧接触互联网,他们的娱乐方式因此改变。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搜狐决定让员工在线办公,因为有QQ和MSN处理工作,“一切井井有条”。一位媒体的记者感慨,所有工作都可以在家完成,包括邮件采访。
   同年5月,阿里悄然推出了淘宝。害怕出门的人,开始尝试网络购物。
   《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一书卖出2500本,超过王府井书店的销量。淘宝和易趣上,口罩、消毒水和维生素的交易额,增加了数倍。
   同一年,有个叫张涛的海归,厌倦只能吃到几个馆子单调的菜品。他泡在图书馆,把各类媒体关于上海餐馆的信息,一个个录入到自己创建、叫做大众点评的网站。
    此前,人们只能在BBS询问当地的哪家餐馆好吃。网站上1600多家餐馆,无疑是个新大陆。仅仅一年半,网站就在口口相传中,扩张到三十多个城市。
   几年间,报纸的销量减少了,大家习惯用电脑登录门户网站。人们不再为毕业而伤感,而是在校友录、校内网上找到失联的老友和新同学。
   他们去土豆、优酷网搜索趣味视频,去迅雷下载电影。他们追逐小说网站连载的《鬼吹灯》,在天涯论坛争论《明朝那些事儿》的细节。
   2005年,有超过100万人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超女的跨年演唱会。2006年世界杯开赛当天,拥有转播权的网站获得超过4000万的视频点击。
   互联网也在重塑现实世界的娱乐方式。
   2001年到2007年,携程网的地推员工在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写字楼免费发放了10亿张订房卡。
   他们告诉提着行李箱的旅人与都市白领,未来,可以上网预订酒店了。有人拿到卡片,一口气订了80间房。
   人们就此告别了火车站排长队、四处找旅馆的时光。
   互联网同样改变了表达与社交的空间。
   几乎每一个网友,都开始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故事。职场的白领们,则开始在QQ空间的农场里偷同事的菜。
   人们开始关注明星的微博,而不再只看娱乐报道。记者们开始去论坛寻找爆料帖,挖掘新闻。
   2009年,百度贴吧一则喊“贾君鹏”回家吃饭的网帖,几小时内引发40万人浏览。随后,“坐等”“内涵”“围观”等网络词汇,逐渐进入到现实社会。
   人们从网吧走进贴吧,也从商场转入电商。
   2010年,淘宝的“双十一”大促,创下了单日10亿元的销售额。
   当天23点59分30秒时,流量超出预期数倍,支付宝的核心账务系统发出警报。几百位工程师解决问题,距数据库崩溃只剩4秒。
   每一年的这一天,都成为中国网民集体熬夜的节日。实际上,中国人的每一天都变换着模样。
   肆
2009年 iPhone手机首次在中国销售,世贸天阶现场人满为患。
   2009年10月30日傍晚,北京下起淅沥小雨。世贸天阶的大屏幕下,拥挤人群不时发出“哇”的惊叹。
   这是iPhone手机首次在中国销售,年纪最大的购买者已70岁。
   iPhone网购第一人刘欣灵现场回忆,两年前,同事从国外带回一部iPhone,整个单位都轰动了。
2008年,苹果之父乔布斯在介绍 iPhone相较于传统手机的优势,智能手机时代真正到来。
   此前,中国最新潮的手机,是全键盘的Nokia E61。但现在,智能手机时代到来了,人们在上面轻轻一点,就能登录微博,可以随时随地收发邮件、浏览新闻——这可比PC要方便得多得多。
   2010年4月某天的早上,雷军带着团队每人喝了一碗电饭锅煮的小米粥。这一天,他们成立了小米科技。此后,低于1000元的国产智能手机不断出现,比如小米旗下的红米。硬件的发展反推了网络的发展,4G网络逐渐普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开始加速触网。
   这一年,中国大陆手机网民的数量达到3.03亿,比2009年增加近7000万。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又是一个质变。
   智能手机和它装载的客户端(APP),首先打破了人们社交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微信是最典型的应用,也是移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它让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免费,让多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方便,它把手机通讯录里的人名勾连起来,形成了一个实时互动的圈子。
   此前,人们会计算着如何节省一个月几百条的短信包。但从2012到2014年,全球短信量从590亿条,缩减至225亿条。有人统计通信记录后,发现某个月自己只打了一个电话,发了一条短信。人们甚至不愿再记手机号,“有微信,就不怕联系不到你”。
   手机同样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除了社交之外,移动互联网区别于PC的第二大特征是个性化。尽管每个人都关注重大新闻,但需要的资讯其实是不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推送哪条道路上的拥堵信息;使用的手机是12888元的苹果MAX还是388元的红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喜欢香奈儿还是广场舞。你在手机里的点击、评论、转发、收藏,以及搜索、订阅等所有行为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是注册用户,性别、年龄、学历、爱好等信息,也会被写入APP后台的日志里,形成某个用户的精准画像。2013年前后,一点资讯、今日头条等靠算法分发的资讯类客户端诞生,它们会根据不同的用户画像推送不同的信息。“千人千面”的信息分发模式,代替了门户网站千人一面的阅读方式,这是生产力的再次飞跃。所以,这两个APP在出生五六年的时间里,分别获得了6500万和超过1亿的日活用户(DAU)。
   2012年11月,下过一场雪后,国贸三期写字楼的楼下,很少有出租车停下。一位女白领向两个朋友推荐用打车软件叫车:“滴滴(当时名为嘀嘀,2014年9月更名为滴滴)一下,马上出发”。
   此前,滴滴的创始人程维,时常因打不到车而耽误拜访客户的行程。有一次,他老家江西的亲戚来北京看他,下午五点半开始打车,八点时又打来电话,没车,让他去接。
   就是2012年冬天的这场大雪,令人们意识到网约车的价值。这款通过用户、司机位置和路况大数据,实现智能调配的打车软件,大大提升了出行效率。几年后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在路边拦出租了。
   路面上,与网约车同时增加的,还有一辆辆送餐的电动车。随着饿了么、美团外卖的崛起,以往写字楼餐馆里,白领们在闷热的天气中排队点餐的场面,一去不返。
   约饭前,人们会用大众点评找到评分较高的饭店,再去团购APP搜一张优惠券,用手机支付过后,再打一辆网约车,直达目的地。
   开车远行时,他们用手机做导航仪,在地图软件里输入目的地,便可安心驾驶,手机还会提示哪里拥堵,哪里是事故高发路段。
   逛街时,女孩们一边看价钱,一边登录淘宝比价。跳广场舞的阿姨,用手机向姐妹讲授新的动作。
   小城里的父母,得以每天与儿子进行跨洋视频。身在江南的大一新生,用手机向甘肃的奶奶直播一眼千年的西津渡石路。小城老人遇意外车祸后,家人用手机把CT传给了北京医生,获得了专业的护理指导。
   人们甚至习惯出门不再带钱包。各大城市的超市与小店柜台,都已贴上蓝色或绿色的支付二维码。一位离开北京留学的年轻人记得,当时的大额支付尚需要借记卡。2016年回国后,他发现街边买个西瓜,都能用微信支付。当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已是美国的近50倍。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成人每天花在智能手机的时间是2 小时 39 分钟,已经超过了看电视的时间。如果手机没电了也没关系,随时随地可以借到共享充电宝,“街电,让生活永不断电(网)”。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也是吸引台胞的重要因素。2015年,由大陆移动互联网企业猎豹组织的创业活动,挑选五支台湾团队参观北京。最后,有两支决定“移居北京”。因为他们足不出户几乎就可以搞定一切,“可以呼叫出租车,不用排队,不用去银行,不用到远处购物”。创业和互联网密不可分——如果在台湾创业,人们更容易联想到炸鸡店和民宿,而不是移动互联网。所以,去北京的中关村,“就如同教徒去麦加朝圣”。
   在厦门手游公司短暂实习的几名台湾学生,毕业后也决定留在公司。在台湾,一款游戏有几千用户已属不易,但在大陆,他“随时能感受到上亿用户的诱惑”。他的手机里早已装上淘宝、滴滴和美团,并体会到了“双十一”的打折魅力。
   去台湾的博物馆,游客们还要依靠租赁的导览机;而在内地,扫一扫玻璃柜上的二维码,就能获得自助的语音服务。台湾很多银行的服务仍以人工柜台为主,在大陆用手机银行软件就能快速完成转账等操作。2016年,台湾各家电影院的购票APP尚未打通,且不支持在线支付,只能提前到电影院排队付款。因为手机购买高铁票只能用信用卡,当地人更习惯去超市的机器自助购票。
   伍
   2016年7月,有机构在北京发起了“72小时无网络生存测试”。
   他们关掉房间的WIFI,取走了测试者手机的SIM卡,想要探究离开了网络,人们能坚持多久。
   他们说,这是对1999年举办“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的致敬。
   60后的女士没了团购和外卖软件,要去市场买菜做饭,却发现结账都要手机扫码,只能回去拿了钱包。为了缴纳水电费,她先去银行ATM机取款,然后找到附近的便利店。没了微信朋友们的群聊,只觉得度日如年。
   一位90后测试者几乎崩溃。他上班打不到车,等公交等了30分钟,最后迟到被扣了工资。因为买不到电影票被女友嘲笑,请客买单却没带现金。所有的设计图纸都改成手绘,加上无法上网搜取素材,他的工作已经无法推进。
   无奈之下,他只得躲在家里。面对空白的手机屏幕,他发现,离开网络的日子,竟然不知要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一个影响范围更大的事件发生在今年9月8日。因连续多起恶性事件,滴滴出行暂停了每晚11点至凌晨5点的所有网约车服务,为期一周。
   9月8日午夜,在北京三里屯结束了狂欢的人们发现,打不到平价车了。路灯下,有出租车和黑车停靠在路边,司机却不打表,一段原本只需支付60元的路程,变成了180元。杭州的萧山机场候车区也排起了长队,数十位工作人员不断劝说,让大家乘坐大巴车。一位当晚10时54分在上海虹桥机场叫到滴滴的网友则在庆幸:幸好早到了6分钟,否则回家都难。
   正如26年前那个春天引发的巨大变革那样,大陆居民的生活,早已因互联网而翻天覆地,手机成为人的另一个器官,大家已经无法接受离开网络的日子。
   一批勇于站在时代潮头的人,也已经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他们重新定义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让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联系起来,并对这个时代的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0年代憾别北京,在小餐馆里对酒落泪的马云,让天下的生意越来越好做了;性格内向,在男女比例7:1的大学深感孤独的张小龙,因为发明微信让中国人的社交畅通无阻;一度不断模仿海外新产品的王兴,用最本土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人的用餐习惯;而感慨苹果手机“太贵了”的雷军,已经让更多中国人接触到移动互联网。
浙江义乌的“淘宝村”。
   网购的壮大,催生了中国数不清的淘宝村,重塑了制造业和物流业的形态,让城市与乡村的人们,无差别地享受到便宜的商品。
   外卖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传统产业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身处其中的互联网公司,已悄然用技术为餐饮、服务业提效。
   遇到现实问题,人们开始习惯@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微博进行反馈。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账号,开始入驻微博、一点资讯、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用更高效的方式与网民互动。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输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甚至改变了国家治理方式,”一位长期研究网络的资深媒体人说,“但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社会形态,它所代表的平等、交互、开放、共享、包容,与改革开放的理念相同。”
   陆
   2018年10月18日,参与“首届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行”报道活动的上百名记者走入故宫,凝望巍峨的宫殿和古老的红墙。这是此次由国台办主办、一点资讯和海峡之声承办的为期17天的活动里的第一站。
   数百年前,嘉靖皇帝在这宫殿之中,因倭寇作乱,下令“片帆不得入海”。
   沿海的各个港口被封锁,出海船只纷纷被销毁,上海的中国商团被指责为“通倭奸民”。封闭的国策延续到清朝,中国在漫长的几百年间,几乎与世界断绝联系。
   而就在中国推行海禁的16世纪,麦哲伦的船队开始了第一次环球航行,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建立了世界第一家股份公司,哥白尼辞世,他的《日心说》开始深入人心。
   在过往的400年,中国已深知封闭之苦;而在过去的40年,又深感改革开放之幸。中国用网络连接世界,世界也用互联网拥抱中国。即使是故宫这样的最深不可测的皇城,也通过新媒体和数字技术对世界展示着它的魅力——因为那张网已经推开了它的大门,再也不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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