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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赴非援助医生:我在非洲更像个纯粹的医生

来源: 西非在线  日期:2017-12-13 01:40:15  点击: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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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第一批和第二批援助马拉维的医疗工作,王立群回国已经两年。如今,他又第三次前往。

以前很多次回忆非洲之行时,不善言辞的王立群,语言就会变得跳跃、丰富。在他眼中,马拉维是美好的:满眼的绿色植物、红色的沙土地、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在那里,他找回了当医生的感觉。

北京时间3月16日下午4时10分,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马拉维首都国际机场降落。

乘客陆续从机舱门走出,大量的黑色面孔中,夹杂着16名东方人的身影。他们是第4批陕西援助马拉维的医疗队员。对于多数医疗队员来说,这是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国度,拍照留念是下飞机后必不可少的活动。

合影时,陕西省友谊医院骨科主任医师、60岁的王立群站在最外侧,他是这批队员中年龄最大,也是参与援助最多的医生,这是他第三次来马拉维。

王立群从不否认,最初来马拉维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挣钱,但更重要的也是在远离“金钱”。

“感觉天天生活在联合国的大村庄里”

王立群曾无数次向亲友们回忆起2009年3月,第一次抵达马拉维时的感觉。“满眼的绿色植物,红色沙土地,蓝天白云,湖水清澈见底,水边悠然嬉戏的河马和大象。而当地的黑人大多赤脚,妇女背着孩子,头顶着重物。”

在妻子赵彤的想象里,马拉维很美。直到2010年,她以援非医疗队家属的身份到了马拉维,才真正见识了这个远隔万里的地方。“那里真穷,感觉还是中国好。”

她走出马拉维首都国际机场,恍如隔世,似乎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即使是首都,市政建设却和西安周边的乡镇街道相似。多数马拉维人住在乡村,住圆形茅屋,用树枝编织、抹泥做墙壁,香蕉叶和茅草盖屋顶。一个村落有三四十座圆茅屋,分为大房和小房。大房宽敞些,多由老人或家长居住;小房年轻人或孩子住,里面除了睡觉用的一张席子外,别无他物。除了黑人,这里还有白人、印度人和少数黄种人。马拉维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4年7月独立。因此当地能看到一些白人经营农场,街上很多商店是印度人开的。街道随处可见冒着黑烟的日本二手车,马拉维地下水资源充足,水质好。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当地打了一些井。

这个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2007年12月28日同中国建交。陕西省作为对口援助主要省份之一,从2008年6月底开始派遣医疗小组。“感觉天天生活在联合国的大村庄里。”赵彤说。

受各种外来文化影响的马拉维,保留着很多自己的传统,吃的除玉米、西红柿、牛肉外,当地人还腌制或风干熟田鼠。据说,吃鼠肉可以解决当地两大问题:消灭老鼠,降低物价。

马拉维人还爱吃白蚁。每年七八月,雨季来临,在屋内桌上点一盏油灯,白蚁群会因趋光本能,前仆后继地扑向油灯,被灯火烧掉翅膀。没了翅膀的白蚁纷纷落在桌面,随便一扫,便是马拉维人一碗美食。

赵彤曾见识过一户马拉维人的普通午饭。他们正席地而坐,围拢在一口大锅前,那是用小鱼虾、西红柿和青菜熬的大杂烩,看不见油星儿,家人各自拿着小碗,舀几勺开吃。看着每个人吃得津津有味,赵彤摇头感慨“实在不习惯”。

后来她才了解到,食用油在马拉维算奢侈品,市场上商贩卖的油都装在小型塑料袋内,大约10毫升,“大概一针管的量”,据说,这点油就能让当地人家吃很长时间,很多人连这点油都买不起。

马拉维人习惯早起早睡,大部分人在晚上9时左右就已入睡。

援非最初目的之一是为钱

王立群从不否认,最初来马拉维从事医疗援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挣钱。多年来,他们都住在西安原单位的一所旧房里,2009年,好不容易可以购买团购房。按照当时房价,需要一次性掏30万元,“谁家能有这么多钱啊。”王立群和赵彤开始发愁。后来,老丈人给了10万元。接过这笔钱,王立群内心五味杂陈。房款交了没多久,王立群从朋友处得知,我省正在招募前往马拉维援助的医疗队员,据说待遇不错。

马拉维?那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王立群甚至没听过这个国家的名字。

通过网络搜索,王立群才知道:马拉维人生活贫困,男女文盲率分别为28%和58%,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医疗条件极差,15岁到49岁人群中,约有14.1%携带着艾滋病病毒……

“这么大年龄了,算了吧,没必要冒这个险。”赵彤有些担心丈夫。

王立群试图说服妻子,“1996年,我在法国留学,很多同学也来自非洲,我也知道那里很需要医生,我还曾报名参加无国界医生,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愿望没有达成,现在有机会了,我还是想去。”

见妻子犹豫,王立群沉默了许久,“去了,还能把爸的钱还上。”赵彤同意了。

工资与职称挂钩,作为主任医师,王立群的赴马津贴是医疗队中最高的,每月收入2700美元。国家给他们以1:8的固定汇率结算成人民币,如此每月收入能有2万元,这是他在国内收入的4倍。

由于懂得法语和英语,又有临床经验,2009年3月,王立群顺利通过考试,开启了援非之旅。这一年,王立群54岁。

医疗队员在这里除了工作,闲的时候就看电视,能听懂的只有中央4台,一张乒乓球台和一张台球桌是营地仅有的娱乐器材。由于经常停电,笔记本电脑那点电还要用于工作,多数队员晚饭后,只能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营地内走几圈。

同样是医生的赵彤有时会担心王立群的高血压,这里医疗条件这么差,万一发病,抢救都来不及。

“马拉维病人要在她孩子的名字里,加入我的姓”

2009年3月13日,陕西第一批援马医疗队到达马拉维首都利隆圭,被分配到该国卫生部所属的卡姆祖中心医院。这是以马拉维开国总统的姓氏命名的医院。

和不少非洲国家一样,马拉维被联合国宣布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每天收入仅合10元人民币。学校、医院都靠外国援建,因此孩子们上小学和中学都免费,看病也免费。但由于当地缺医少药,一些大病无法治疗,因此死亡率很高,艾滋病、疟疾等多发。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还在施行一夫多妻制的马拉维,为了保证孩子存活,一户人家通常会生五六个孩子。王立群就曾接触过一个病人,他有2位妻子,共生了17个孩子。

马拉维也有富人,住别墅,家里有两三辆轿车。但这里没有高速公路,时常能看见小轿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从身边疾驰而过。

王立群发现,这里太需要医生了,尤其是像他这样的骨科医生,车祸伤者、从树上掉下来的孩子、各种久拖未治的骨科手术,病人太多了。

国内的医院,在现行体制下是金字塔结构,一般更需要的是年轻、能应对各种简单情况的医生,而像王立群这样高职称的医生,各科室不需要太多,手术自然也就很少。

而在马拉维,经验丰富的医生太少了,每天都有大量病人在等待手术。每个人都拿着病历,坐在地上等护士叫号,没人知道何时能轮到自己,可能一天,也可能好几天。病人都老实地坐在那里,没人找关系、送礼、插队,也没人前去质问医生,为什么还没轮到自己?“这要在国内,都能打起来。”赵彤也发觉马拉维的不一样。

按照当地规定,患者凭“病历本”可以免费医疗,住院还有免费三餐,甚至牛奶补餐,这在当地是奢侈品。但如果医生说可以出院了,却没人会多赖哪怕一天。

有时,王立群会用卡片照相机给他们拍照,很多孩子会露出惊喜的表情。即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如果周围有人遇到困难,其他人都会跑来帮忙。“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王立群颇为欣赏这种平和与友善。特别是当患者叫他“doctor(医生)”时,他能从对方眼神中找到久违的尊重与感激,王立群似乎找到了最初想成为一名医生时,被需要的那种感觉。

“他们相信我,从不会和医生起争执,看见他们的表情,你会心疼,会想尽办法帮助他们。”王立群说。即使个别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家属也不会过多纠缠,转身离开时,也不忘对你说一句“thanks”。(谢谢)

一个女病人车祸腿部骨折,到医院时,大量失血,人已处于休克状态。王立群的手术很成功,两周后的一天,王立群在巡诊时,被这个病人叫住了,呜哩哇啦地说着什么。

“她想知道你的姓。”助理用英语告诉王立群。

“王,W,A,N,G”。王立群拼说着自己的姓。

“她说,你救了她,作为感谢,等她孩子出生后,一定要在孩子的名字中间加入‘WANG’这几个字母。”

当个简单纯粹的医生的这种感觉,王立群此前也曾感受过。那是2000年初,他参加“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在陕西丹凤待过两年。那时,和在马拉维一样,工资是国家发的,不存在奖金和提成的问题,也不用到病房去催促欠费的患者交钱,医生做得很单纯,只是想着如何治好病人,如何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只是,在国内他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能维持自尊的收入,“毕竟下了班,我也是老百姓,我也需要生存。”

而在马拉维,他一方面能够挣钱,一方面做个真正的医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虽然很苦,但我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王立群沉浸在马拉维的工作中,每周的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

每周一、三查房、巡诊,每周二、四手术,周五学术活动。一天下来,一个手术接着一个,遇到病人多,病情重,病情复杂时,经常整夜都在手术台上,最长一次是48小时,进手术室前还下大雨,出了手术室,屋外已是晴天。

医疗队有中餐厨师,如果手术没结束,赶不回营地,就只能吃工作餐,通常是米饭、牛肉、鸡肉之类的盒饭。

有时到当地的县医院巡诊,当地人会拿出一种叫塞玛(音,马拉维当地奇契瓦语称Nsima)的食物。这是一种玉米糊制作的食物,很像陕西的搅团,但比搅团干,能用手握成条,蘸着西红柿牛肉汤吃,这是当地人能吃到的较好的食物。

在马拉维,对医生最大的威胁还有艾滋病。为了防范感染,手术时必须戴双层手套、护目镜、身上套件围裙、穿胶皮靴。即使如此,医生被感染还是时有发生。

特别是骨科,手术时医生经常需要使用钉子和针等金属工具,一不小心皮肤被划破,就可能被感染。王立群就有过几次划破手的经历,还好患者都不是艾滋病携带者。

王立群承认自己有点理想主义,“虽然很苦,但这种工作让我觉得很爽,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有一种价值感。”王立群已经60岁,从最初跟母亲学医,后来上夜大、进工厂卫生所、进医院,直到考奖学金去法国留学。在那里,王立群学习了西方医学史。书上说,医生最早来自于教会,原本帮人看病,是不要钱的,后来形成一种职业。

他一直很喜欢很认同“希波克拉底誓言”对医生的职责表述。希波克拉底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著名医生,被尊为“医学之父”。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

他始终认为,医生应该是很神圣的职业,不该跟患者讨价还价,病人本身就很无助,到医院是来寻找医生的帮助的,而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所谓市场化那么简单―病人花钱买服务;医院医生卖服务。

医疗纠纷背后的医学束缚

当第一批援马工作结束后,王立群决心留在马拉维,当时,老丈人的钱已经还清,妻子也劝他,“咱们的经济也够,就一个女儿,父母又不需要咱们给钱,就别去了。”

“不是钱的问题。”王立群说,留在马拉维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那里,他更像一个纯粹的医生,更少面对医疗纠纷。

在他看来,医疗纠纷的问题根源在“钱”:个别医生,不为病人着想,只是为多拿回扣,就过度医疗;而病人花了很多钱看病,就会对治疗的期望更高,稍有不满,就会与医生产生纠纷。

2013年3月,在马拉维医疗援助工作已接近尾声。

一天,一名老年黑人来复查,正巧碰见了王立群,“hi,doctor wang”。老人咧着嘴,露出白色的牙,用蹩脚的英语冲他打招呼。他通过助理,告诉王“我已经好了”。

王立群记得,老人被查出股骨头坏死。这在当地是常见病,比较难治愈。王立群采取的方法是,找到坏死骨头,将坏死的部位刮去,然后打眼,使骨头形成通道,让其自我修复。

“这在我们国内,会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做法。”而几十年的从医经历,王立群知道这种手术方法的好处:治疗费用低廉、能保留患者的骨头。但在国内,他从不敢采用此法进行手术。

。”王立群觉得,在马拉维,作为一名医生他帮患者用最低廉的方式除去痛苦。而患者的信任,让他也避免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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